共享单车因其投放高密度引起的城市“非舒适感”，再次点燃业界对于破解单车管理困境的追问热潮。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北上广等城市出现了所谓“共享单车坟场”。在这些地方，停放着上万辆被当地政府以占道违停为由收缴的车辆。
《商学院》记者走访广州海珠区赤岗江贝村、新市头村等城中村发现，确有城中村成共享单车“坟墓”的现象，成堆的共享单车“尸体”在偏僻角落里堆积成了小山。 曾经热闹登台的资本宠儿曾经占据各个城市的街道， 如今却因投放过量、停放乱象等因素被堆砌在角落里。
（共享单车在广州城海珠区新市头村堆积成小山，与垃圾为伍 ）
事实上，从今年8月份开始，有关部门颁布了与共享单车相关的条例。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开始酝酿叫停共享单车投放，并很快在广州、郑州、北京等一些不堪负重的城市落地执行。但即便是按下了暂停键，也弥补不了快速扩张带来的后遗症。
共享单车所造成的城市乱象，并非是单一的因素促成，而是资本的野心、政府的权益和民众自发等多重因素的混合作用。高密度投放下的共享单车所产生的问题并非属于常规性问题，这也意味着其解决方法应是“非常规的”。
曾经的资本宠儿如今为何会沦落到与垃圾、荒草为伍？共享单车快速扩张之后的后遗症——管理困局该如何破解？
“共享单车坟场”频现 高密度投放引发城市“非舒适度”
在那些被称为 “共享单车坟场”的地方，停放着上万辆被当地政府以占道违停为由收缴的车辆。其中一些单车已经停放了几个月之久，至今没有被运营公司认领。
与此同时，有多家媒体报道，广州城中村内出现共享单车堆积成垃圾山的现象。《商学院》记者在走访海珠区客村、赤岗一带的城中村时发现，目前依然还存在这类现象。
（广州珠海区新市头村的居民活动区门前现共享单车“坟墓”）
9月25日下午3点，记者来到了位于海珠区的新市头村走访调查，沿着狭窄的入口往村里的深处走去，几乎随处可见闲弃路边的共享单车，还有大量单车被塞进仅有几十公分宽的楼道之间的缝隙中，与陈旧楼房之间仿佛形成了一种新与旧的拼贴关系。所停的单车囊括了摩拜、ofo、小蓝等各式共享单车品牌，其中ofo的数量居多。经扫码测试，也并非所有的共享单车都已经损坏。
住在新市头村多年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共享单车堆放在这里，也没有人来处理。等傍晚大家下班时，城中村的路几乎全部被共享单车覆盖，出行十分不便。
（在楼道的缝隙中，可以看到共享单车的身影）
不过，并非所有的城中村都向共享单车打开了大门。早在今年6月1日，共享单车在广州珠海区的康乐、鹭江大社区吃了闭门羹。
（海珠区鹭江社区的入口处竖着一块蓝底白字的公告牌，禁止共享单车入村）
记者走访发现，海珠区鹭江社区的入口处竖着一块蓝底白字的公告牌。通知中提到，由于共享单车对社会保洁、交通等方面造成的影响，从6月1日开始全面禁止共享单车进入康乐、鹭江大社区。记者观察到，尽管在社区闸口外摆满了一排排当天被拦截下来的共享单车。但街道上依然存在入村的“漏网之鱼”。
社区警务室的值班工作人员称，尽管这一通知不具有强制性，但依然能够起到一定督促作用，目前街道上已经减少了共享单车造成的拥堵状况。
曾经的资本宠儿如今为何会屡屡受到冷遇？共享单车赛道上的单车企业自身是如何看待？
为此，记者多次与摩拜、ofo联系，截止发稿前还尚未有回应。不过摩拜单车创始人兼CEO王晓峰在近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主办的论坛会上对共享单车坟场事件回应，不认同外界对于“共享单车坟场”的定义，认为“这主要是个别现象”。
王晓峰现场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一辆单车的成本在1000元，那么1万辆共享单车就是1000万元的资产。“任何公司不会放弃这种规模的资产。”他表示，摩拜单车在全球共投放了700万辆共享单车，被政府收缴的仅是极少一部分。
在王晓峰看来，共享单车还是新生事物，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规范。“如今汽车已经基本实现了规范停放，但这些法律和规则并不是在汽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出台的。”他表示。
“目前政府出台的管理政策大多针对共享单车投放过量的大城市。” 哈罗单车联合创始人李开逐回应《商学院》记者，“实际上，一线城市的共享单车投放数量的确过多，再增加投放没有太大的市场价值。即便政府此时不做这样的管理需求，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共享单车企业也不会再一窝蜂地进行无休止投入，我预计这一市场势必会迎来新一轮的优胜劣汰。”
业内人士告知记者，共享单车能够高速发展，背后有合理的商业逻辑，即顺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投放新车来取代对旧车的运维，一来是因为投放新车的成本小于对于旧车的回收维护，二是提高本公司单车的比例，也意味着用户使用几率的提升，也就增加了市场的占有率。而这最终导致了资本的宠儿“共享单车”渐渐失宠的主要原因。
禁投令下 共享单车行业面临新的考验
共享单车野蛮生长、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过去，共享单车行业将面临新的考验。
今年8月，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共享单车发展持鼓励态度，也对参与者提出了新要求。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12个城市已先后出台管理办法或暂停新增投放的“限令”。 不过，就算是按下了暂停键，也弥补不了快速扩张带来的后遗症。
“这对于行业头部企业来说影响不大，毕竟他们现有的投放量已经很大，这相当于给了摩拜和ofo在北京地区一个决定性的优势。但是对于小型的共享单车企业而言，就是个利空，等于他们将失去在北京地区的份额。”易观汽车出行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张旭表示。
过多的共享单车造成全社会资源的浪费，只有当共享单车在城市的工序达到平衡时，才更能更好地体现他们社会价值而非资本价值。
如何达到平衡且避免单车停放乱象的再次出现？
“退出北京市场，到二线市场去发展。”张旭提出建议，据了解，优拜单车、哈罗单车等已正在尝试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试图占领长尾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禁投令正在加速二线玩家完成偏安一隅的目标。
“目前共享单车的赛道上竞争依然很激烈，并非只有一二线城市才会这样。在我们不少入驻的三四城市同样可以看到摩拜和ofo的单车身影。”李开逐介绍，哈罗单车目前已经挺进近100个二三四线城市，包括杭州、苏州、南京、福建厦门、山东东营、安徽太湖县等，还拿下不少城市的共享单车独家运营权。
中小城市人口密度较低，投放该区域的共享单车是否将是极低效率的商业产出？李开逐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尽管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相比在人口总量上有所区分，但从区域运营的数据来看，人口密度较大，需求依然比较旺盛。”他指出，不少中小型城市政府管理者会倾向于有选择的进行合作，往往侧重于精细化运营、能帮助城市搭建智慧交通出行的共享单车企业。
“下乡”和“出海”目前都成为了共享单车赛道上的另一趋势。记者发现，已有摩拜单车、ofo、小蓝单车和小白单车四家中国共享单车企业出海，美国、日本、英国、泰国等国家成为了其海外目标市场。
与在国内本土竞争的形势不同，中国共享单车企业在海外的竞争者将会是各个国家的共享单车企业，更加严峻的挑战是，它们将面对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共享单车管理政策。
“行业变局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也给中小共享单车企业的生存带来了挑战。可能将被迫退出。” 易观智库分析师王会娥表示。共享单车行业已然从前期跑马圈地粗放式运营阶段，过渡到精细化运营阶段，以量取胜的时期已不再。在这种情况下，共享单车企业本身需具备较强的线下运营能力及线上线下的配合能力。
破局 共享单车治理之困如何破解
面对共享单车的治理之困，业内人士认为，“限令”可以控制总量，而要解开违规停放的“结”，仍需疏堵并重。
智能化手段的运用与线下运维能力的加强，或许可以缓解“乱象”。智能化能否破解共享单车治理之困？共享单车这一出行工具如何更好地与城市公共交通出行衔接？
记者发现，国内多个城市先后启动了智能化的交通管理或监督管理平台。通过实时共享数据掌握共享单车市场运行状况，指导共享单车实现精准调度、投放和监管，并通过出行数据分析，为城市公共交通体系规划建设、节能减排提供数据支撑。不管是头部企业还是处于二三梯队的共享单车企业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指导的管理模式。
在今年年初《共享单车与城市发展白皮书》的发布活动上，“摩拜单车”表示，将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推动国内智慧城市、健康城市的建设；ofo此前也与北斗导航共建出行大数据平台，互通和完善城市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为政府部门提供城市智慧慢行交通体系的数据支持。
面对二、三线城市政府对单车管理态度的明晰，政府对单车企业提出更高的管理要求。小鸣单车CEO陈宇莹公开表示：“我们已不再向一二线城市投放小鸣单车了，将战略重点放到了推进三四五线城市的全境电子围栏布局上面。”
李开逐表示，“哈罗单车采用了广受关注的‘电子围栏’技术和支撑共享单车精细化运营的智能大数据平台‘哈勃系统’上线。目前，在入驻城市前，我们也会跟城市管理者进行商讨，看怎样可以更好地用技术来帮助他们进行城市智慧交通的管理。”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侯学华教授则表示，共享单车是互联网+时代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城市物品，是后汽车时代市民出行的必需品。政府能否及时介入、果断出手，遏制共享单车市场化的副效用，实在是一块考验城市政府行政效能的试金石。
事实上，共享单车这一领域想要获得健康持续性发展，有赖于政府、企业、市民、投资人等多方通力合作，共同建构城市公共交通新秩序。
在当下，正需要对共享单车多一些耐心，用更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它所带来的利与弊，或许共享单车会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成为撬动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变革的支点，帮助城市变得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