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被肺结核的余悸、工作室倒闭的狼藉与债务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时，手机屏幕亮了——来自喀麦隆朋友科斯塔的信息，像一枚石子，投进了这潭绝望的死水。这是我们时隔两年后的第一次联系，却精准地砸在了我人生的断崖边。
科斯塔是我在贵州大学截拳道社团的学员，一个身高近两米、笑容极具感染力的矿学博士。我教他拳脚招式与咏春心法，他带我领略非洲鼓点的野性与异国文化的奇趣，我们亦师亦友，关系曾紧密无间。他在贵大求学时，曾因生活费短缺陷入窘境，我深知饿肚子的滋味，便将校外培训班那点微薄收入分了一部分给他，帮他渡过难关。后来我远赴景德镇学陶艺，彼此联系渐渐疏淡。毕业前，他曾随我回贵州山里过年，那趟旅程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我在景德镇拉材料时，花几千块买了一辆比我年纪还大的老汽车，载着他返乡。因轮胎老化未及时更换，在高速上两个前轮几乎同时爆胎，方向盘瞬间锁死，我凭着本能将车滑向应急车道，彼时车流不大，才算侥幸脱险。他本就因个子太高蜷缩在副驾，此刻吓得更紧，用蹩脚的中文惊呼：“啊，上帝，要死了吗？” 等我做好安全措施检查车辆，才发现后轮也已磨出钢丝，堪堪在爆胎边缘。经此一役，我开车变得格外谨慎。救援车将我们拖到修理厂换了新胎，继续赶路，可他说，最吓人的不是高速爆胎，而是从县城到老家那段挂在悬崖上的盘山路——蜿蜒曲折，一侧是绝壁，一侧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一路提心吊胆，直到到家才敢喘息。
他毕业时曾第一次邀请我去广州，那时我正沉醉于瓷都的窑火与陶土，婉拒了；第二次邀请在我贵阳创业之初，满腔热血都扑在工作室上，依旧无暇他顾。这第三次邀请，在我肺结核初愈、事业停摆、人生近乎失控的时刻，不期而至。
“秦，把病养好了来广州吧。这次，没有理由再拒绝我了，对吗？”
信息末尾，附着一笔一千元的转账，备注是“生活费，把身体养好，国庆我来接你”。这句话，连同那笔实实在在的钱，在彼时的我看来，不是邀请，是救赎，是茫茫大海中突然出现的、闪着光的航标。我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我的泥土之路暂时走到了尽头，我需要一块坚硬的甲板，哪怕它漂在陌生的南方海上。
接下来的日子，是一场沉默而迅速的清盘。我变卖了工作室所有能变现的东西：设备、材料、心血作品。那位一直支持我的美丽大姐，以公道的价格收走了我所有陶艺作品，说“权当为你保管，等你回来随时领回”；借我钱看医生的学员，用几台拉坯机抵了债务；陶土卖给了初回贵阳时打工的陶吧老板，他曾资助我五千元创业，此刻再次出手接盘；小红书后台咨询课程的学员，我全部引荐给了他；剩下的边角料和旧设备，被大学好友远东悉数收下。
远东是我大学时最要好的朋友，他总在我弹尽粮绝时伸出援手。他是个“奇怪”的人，不算孤僻，却与同年级同学格格不入，甚至会拉黑身边人，唯独愿意和我亲近。上学时，他常约我出去写生；我生病养病期间，他直接接我去他家，管吃管住，还给我发“工资”缓解压力；此刻，他又像个收纳箱，接住了我最后一点狼藉，甚至提议：“等你从广州回来，我们二次创业。”
九月底，我注销了工作室。一种熟悉的虚空感袭来，但这次，心里揣着一点缥缈的南方天光，不至于彻底黑暗。我去了遵义桐梓的远东家，待了大半个月，平日里指点他做陶艺，陪他上下班，帮他看管培训机构的学生，日子过得简单而平静。
十月，科斯塔如约而至。彼时恰逢中秋，我、远东和他受邀参加桐梓民间国学书院的中秋晚会。晚会上有国学课堂、音乐鉴赏、猜灯谜等环节，得知我在咏春体系里算是正统传承——叶问-黄淳梁-李恒昌-王宪飞-秦枫，算下来李小龙先生还是我的师叔公，书院前辈便邀请我展示咏春拳。病后虚弱的身体，反而让拳脚间多了几分脆弱的敏捷，意外收获了不少掌声与粉丝。晚饭后，大家一同赏月交流，月光虽亮，却照不透我对前路的迷茫与隐约的不安。
国庆假期末尾，我跟着科斯塔登上了南下的高铁。一路上，他描绘着他的“国际贸易与物流公司”，话语间满是“全球供应链”“跨境蓝海”“商业帝国”这类宏大词汇。我听着，心里那点微弱的希望之火被吹得晃动，竟也生出几分不切实际的向往。
傍晚抵达广州南站，潮湿闷热的空气瞬间包裹上来，像一块厚重的湿布捂住口鼻。出租车将他描述的“公司”具象化——三元里一栋老旧大厦的一楼，101室。推开门的那一瞬，我心中那座用想象构建的“商业大厦”，轰然倒塌。
那不是办公室，是一个被杂物吞噬的洞穴。走廊堆满未处理的快递包裹，形同虚设；门内，目之所及是狼藉的纸箱、散落的文件、蒙尘的电脑，两盆蔫头耷脑的绿植点缀其中，更像一种嘲讽。空气里弥漫着混合着体味、食物与灰尘的浓重异味。两个小小的隔间勉强算是“办公区”，我的行李被随意塞进其中一个。没有寒暄，没有安排，科斯塔拉着我搭乘摩的，前往一公里外他“刚盘下”的西餐厅。
餐厅主营非洲餐，灯光昏暗，桌椅拥挤，客人寥寥。他让厨师给我炒了一份炒饭，我四处打量，二楼更像无家可归者的临时收容所。那晚广州依旧闷热，他却关了空调，我们就在几台奋力摇头的电风扇带来的热风中，在餐厅椅子上凑合了一夜。那一夜，听着陌生的语言，闻着陌生的香料气味，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把自己扔进了一个完全失控的、陌生的漩涡。
第二天，他带我去了“真正的仓库”——城郊村庄里一个一千多平的铁皮棚。工人们正在装货柜，景象忙碌却混乱。科斯塔背着手，像视察领地的酋长般转了两圈，便带我离开。当晚，他塞给我一张本地电话卡，说了句“有电话帮我接一下”，旋即买了机票飞回喀麦隆，没有工作交接，没有职责说明，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交代。
我就这样，被孤零零地留在那间杂乱如垃圾场的“办公室”里，守着一张陌生的电话卡。接下来的一周，也是魔幻现实的一周——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都裹挟着愤怒、焦急与咒骂：拖欠货款的供应商、被延误货物的客户、催缴房租的房东、询问海关问题的司机……我这才拼凑出科斯塔“商业帝国”的真实图景：一个建立在拖欠、违约、混乱管理之上的空中楼阁，一个依靠他个人魅力与拖延战术勉强维持的烂摊子。
我将所有问题分门别类列出清单，思考解决方案，等他回来。一周后，他风尘仆仆地出现。我在那间永远有人进出、永远嘈杂的办公室里，试图和他严肃谈谈，指出系统缺失、财务混乱、信誉透支等核心问题，并提出基础改进建议。可我们的谈话不断被闯入的访客、响个不停的电话打断。第三次被打断时，我强压火气，要求找个安静地方深谈，却被他拒绝了。
“秦，你不懂。这是我们非洲人的做事方式，改不了。”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我最后一丝幻想，也让我看清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深渊——不仅仅是经营理念的差异，更是文化语境与职业伦理的鸿沟。我所以为的“邀请”，或许只是他急需一个能处理麻烦、又能被“友情”捆绑的廉价劳动力；他描绘的“蓝图”，不过是维系面子与生活方式的虚构故事。
我明确告诉他，我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他退了一步，让我先去仓库做三个月“仓管助理”，月薪五千，承诺按时发放。走投无路之下，我接受了。
在仓库，我勤勤恳恳工作，可到了月底，许诺的工资却毫无踪影。追问之下，科斯塔开始哭穷，诉说公司亏损，百般搪塞。没有合同，没有五险一金，工资拖欠成了常态。更离谱的是，办公室租金、供应商货款，他从未按时缴纳，每次都要等到房东上门锁门、供应商堵门，才勉强处理。他像一个永远在下一盘濒临崩盘棋局的棋手，用不断地拖延与谎言，维持着棋局不散。
仓库的同事私下劝我：“年底了，工作难找，做完这两个月，过了年再说吧。” 他是一位同样被拖欠货款的仓库管理员，看不下去，悄悄从自己一笔经过公司的货款中，扣出相当于我工资的部分塞给我：“先拿着，别声张。”
我站在闷热嘈杂的仓库门口，南国炽烈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无力感席卷了我。我从贵州深山一路跋涉，走过县城，闯过瓷都，创过业，生过重病，每一次跌倒，都以为抓住了点什么——冯、张老师的画板、李老师的陶土、琳儿的理解、自己烧出的杯盏，它们都曾给过我短暂的慰藉与方向。
而这一次，我抓住的，是一片海市蜃楼。它由过往的友情、异国的神秘、对转机的渴望共同投射而成，看似辉煌，走近才发现只有滚烫的沙砾与空洞的回响。
人活着，怎么可以这么难？
这个问号，不再有少年时呼天抢地的悲愤，只剩下一种疲惫至极的平静。仿佛命运在一次次用类似的情节告诉我：信任，是你永远学不会精简的行李；而背叛，是生活向你征收的、永不减免的税款。
我留了下来，为了那点微薄的、被拖欠的工资。我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等待过完年关再做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