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庆云问我，咱在南阳干好好的，咋要去四川的松潘？咋要去，反正这事由不得你我腿肚子转筋，这是必须的。知道巴塘吧？巴塘离松潘就一千多里，比到咱南阳还远。巴塘事件就是一场大瘟疫，传染整个四川，首当其冲就是松潘。郭殿邦赶上了好时机，十多个民族错综复杂，问题堆成山，于是就……
汪庆云不笨，掐断我的话说，我姓汪的知道了，咱是给姓郭的擦屁股。我立马掐断汪庆云话茬，话不能这么说，这是对调，皇上的命令。他要说他郭殿邦是到南阳给咱擦屁股也是应该的。上边有上边的考虑，咱只管执行，不管猜忌。
准备停当，出发是不可避免。官员赴任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通过驿站和驿马的方式进行。从秦始皇到到大清都是这样。
清朝官员，必须按照吏部规定的期限到达任所，否则会受到处分和惩罚。官员在途中能够享受到各地官员和驿站的招待，所以你不要愁没得吃没得喝，你只管大胆地往前走。到达任所后还要进行一系列仪式，如接印、巡视衙门等。走完这些程序，才正式工作。程序不走完，你就是个一心一意的工作狂也不能急着去上班，摘掉红顶子是小事一桩，弄不好脑袋搬家到不可知的地方，也是大有人在。
我们动身前，第一个要检查的东西就是给凭。给凭，就是授予官员到一个地方去赴任的凭证。你想想那时候，一个人风尘仆仆而来，扬言自己是新来的知府，是总兵大人，别人凭什么相信你？仅凭你说是啥啥啥就是啥啥啥，这样的话人人都可以当官，天下净是官没有民。给凭是吏部颁发的凭证，因此叫作官凭。上面写明孙万龄到四川松潘镇这个地方担任总兵官一职。同时官员自己有告身，也叫作官身。告身一旦丢了就麻烦，告身上面写着是旗人还是汉人什么的，下面还有面貌描述等。我孙万龄的就写着，上身子长下身子短，猫烧胡子四方脸等字样。
当然，吏部会把任命程序存档，同时给地方督抚发文，确认官员任免情况。官员完全可以放心赴任，不怕所去地方和所去衙门不认你。那时的官员是单独拿着官凭赴任，没有人护送，更没有上级官员陪同。所以就出现了唐僧的父亲赴任江州刺史途中被强盗杀害，强盗冒任刺史的情况，最终导致江流儿唐僧历尽磨难西天取回真经。
那个叫李白的说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你想想，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一个官员被朝廷任命为偏远地区的地方官，因为路途遥远而导致一年半载不能到任也有，好奇心特别大的新官，上任游山玩水而耽误了行程不在少数。对这些官员，上边有严格的要求，不然的话，没有了法力，失去了效率，还谈什么为政一方定国安邦。
一旦领凭起程，官员就必须按照吏部所填写的凭限时间按期到达。凭限上所规定的到任期限，是根据各个地方之间的距离交通状况定出的。这些时间即不至于让官员们赶路赶得太辛苦，也没有多余时间四处游玩，一个萝卜对个坑，恰到好处，上级考虑的不能说不周到。
这样的期限规定，在交通工具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还是足以保证行政效率和政令畅通的，直到紧闭的国门被炮火打开，清朝统治者才惊异地发现，自己的钦差大臣刚刚从北京赶到广州前线，英国的远征军司令也从伦敦赶到了，这样的差距，就不是靠制度可以解决的了。
官员到达上任地，必须要立即交凭，证明自己已经到任。如果不能按期到任的，就要受到处分，超过一个月罚俸三个月，两个月以上罚俸六个月，三个月以上降一级留任，四个月以上降一级调用，五个月以上降二级调用，六个月以上降三级调用，超过一年革职。
无故超过期限的，还要受到刑事处分，每超过一天笞十下，超过十天罪加一等，累计到杖八十为止。当然，既然清代奉行以孝治天下，如果官员因为上任本来就顺路，申请回家省亲或是重修祖宗坟墓，则还是可以考虑的正当理由，出发之前向吏部请假，可以不把这段时间计算在期限之内。但如果是不经过请假就私自衣锦还乡显摆，按照私罪罚俸一年。要是走在路上碰到种种天灾人祸不能前进，例如山洪暴发、台风来临、农民造反或是官员在路上生病不能动弹等，都要及时报告给当地官员，查明属实后汇报吏部延长期限。如果要是在上任路上游山玩水，或者故意拖延观望，却谎称是遇到意外情况无法前进的，经查实要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清代的这种按时上任的规定还是比较科学的，基本上不会影响地方政务出于真空状态。清朝武官赴任不准乘轿，只能骑马。
不过，规定是规定，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死的也能变活。贪图享乐是人的天性，满族人也好，汉族人也罢都不能例外，骑马打天下就是为了过好日子。而已经得了天下，做了主人，这时的仆人都乘轿享乐了，而自己还在骑马弯弓，心里就失衡了。一失衡，什么歪门邪道都纷纷出笼登台亮相。于是各种变通，犹如雨后春笋也就蓬蓬勃勃生长起来，你就是搬块石头来压它，照样倔强地生长。
到了末后，八旗子弟已经不会骑射了，不仅挡不住洋人的入侵，就连太平军、捻军、义和团也一度奈何不了。纵观天下整个大清，能领军打仗的人一巴掌不到。咋办，江山不要了，拱手相送？哪肯甘心，不甘心又没那个能力，最后还得靠汉人平定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