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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歌案上周被引爆以来，有不少朋友问歪姐,你怎么不写啊？
其实上周我刚看到那些文章的时候，一直在流泪，悲愤交加。
熟悉歪姐的人都知道，我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我妈独自抚养我长大，她只有我一个女儿。
同时，我也是一个母亲，我也有一个女儿。
那一刻，我也许更能感同身受。
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崩溃。
世界上居然有刘鑫这样的人渣存在，她和她家人为什么可以自私凉薄到极点?
这样无耻的人渣，居然还活得阳光灿烂的。
肺都要气炸了，我想到的第一组词是：怼她！
出于曾在报社做记者时养成的职业习惯，我开始搜集更多的原始资料，用以分析这个人渣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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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几小时后，看完新京报的视频《局面》和澎湃新闻今年9月8000多字的新闻，我冷静下来了。
刘鑫性格中的懦弱和自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是可以把她绑在耻辱柱上，人人过来吐一口痰呢？
在一段视频中，她说，事情发生后的连续几天内，她一直在配合日本警方做笔录，日本警方也不许她跟外界透露案情的信息。
在江歌的告别仪式时，她说她在马路对面日本警车里一直哭着求警察，但警察不许她参加。
这跟众多大V描述的“事发第二天就不与江歌妈妈联系，玩失踪”、“送江歌最后一程也不去”似乎有出入。
后来的事实也说明，那张被大V称为“闺蜜为她挡刀而死，她还开心地比着剪刀手过大年”的照片，其实是江歌生前与刘鑫一起拍的。
所以有疑点，也有矛盾。真相到底是什么？也许凶手和刘鑫在事发当时做的笔录能透露部分信息，再或许，还有别的证据在查找和发现中。
毕竟，案发现场还没有还原，警方掌握的一切还没有对外公布，我无法轻言。
虽然我绝不相信刘鑫是个品德高尚的好人，但也不能断定她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至少在此刻还不会，而是在庭审后。
在新闻系读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的是新闻伦理，以事实为依据，客观中立，不夹杂个人情绪。
在《南方都市报》做新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必须要给当事人“双方”说话的机会，避免一边倒。
遇到司法案件，更要慎之又慎，未判决前尽可能不报道，以免妨碍司法公正。
所以在传统媒体操作模式下出品的内容，包括新闻最初的来源，《新京报》的视频和澎湃的报道（，克制而冷静，统统没有成为“现象级”的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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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全凭感情用事，会带来什么？
歪姐在报社时，也曾亲眼目睹这样的案例：
一个小孩的父亲痛哭着来投诉，说医院治死了他的孩子，他要告医院，告医生，要血债血偿。
他的悲痛感染了我们，大家也义愤填膺，说怎么一个感冒就能死了人呢，准备找医院讨个说法。
可是后来的医疗鉴定结果显示，医生的医治程序没有问题。
几天前孩子感到呼吸困难，就说明病毒已经侵犯到了心肺，还继续跑步运动，送到医院时，他的病毒性心肌炎已经很严重了。最终心肺功能衰竭，抢救无效。
非常令人痛心，但是医学确实有人类无法企及和克服的难题。
在这一点上，情绪必须给事实让步。
搞清楚事实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还记得罗尔事件吗？
罗尔的小女儿得了白血病，在自媒体上记录了孩子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以及一个父亲的痛苦心情。
某公司老板说，网友转发一次，他就捐助1元钱。
善良的网友海量转发，新媒体传播的力量超出了罗尔和老板的预期。
同时，也有很多很多人给罗尔打赏，或者通过其他捐助渠道给罗尔捐款。歪姐也是其中一员。
可是后来，罗尔被网友人肉，八出有3套房，还有车，于是风向急转。
无数人讽刺罗尔“你一个有3套房的人，让我一个骑着单车，啃着面包的人给你捐款，也好意思？”、“骗钱的人渣还我钱来！”
罗尔压力巨大，后来把打赏的钱原路退回了。
他解释，他的3套房里，有1套是归属前妻和与前妻儿子的，还有2套是被抵押的公寓，无法出售。
有的网友选择继续愤怒，有的网友选择理解和原谅，有的网友认为只要钱花在了救孩子上就无悔。
但无论如何，公众看到了所有真相。而基于事实，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态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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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碰到什么事，你都不激动，不发脾气，那跟冷血动物有什么区别？
歪姐想说，冷静不代表冷血，它代表了一种独立思考能力。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在当下，我们越来越容易被某种情绪流所裹挟。
特别是这种情绪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时候，更容易随大流，也就是从众。
尤其是在一些煽动性极强的描述性语言暗示下，人的情绪很容易被点燃。
你的判断是否基于事实？KOL的观点是否就是你的观点？专家权威的话是不是就要全信？
如果能从情绪流中跳脱出来，认真思考再下结论，这也是人成熟的一个标志。
做到冷静很不容易，它还代表了一种控制情绪的能力。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大部分人都会有维护正义和道德的倾向性，也有表达愤怒情绪的需求。
由此就带来了社会感染。
尤其是在某种特定的氛围中，感染者发出信息及情绪刺激，被感染者迅速接受，并且会在较大群里体产生“循环感染”，反复震荡和反复循环，引发强烈的冲动性情绪。
所以现在网民对刘鑫集体实施了精神暴力。
有的人说，法律制裁不了刘鑫，难道道德批判也不行吗？
当然可以。
只是很多舆论已经泛化变形了，“刘鑫不配活在世上”、“刘鑫还不去陪葬”、“刘鑫母女直接出殡”这样的语言，已经比比皆是。
我们做个假设，假如刘鑫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自杀了，那些曾诅咒她不得好死的人，会不会感到内疚和自责？
答案是不会的。
曾经有个报道，说高楼顶上有个小伙子要跳楼自杀，救护车、消防车呼啸而至，警察在为挽救生命而苦苦努力。
同时，高楼下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快跳呀！”，其他人也跟着起哄喊起来。
最后在众人的“怂恿”和“鼓励”声中，年轻人对人间充满绝望，从楼顶决然跳下。
在这样的情景下，看客们是去个性化的，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而是一个“匿名”的，和他人无差别的人。
与此同时，去个性化的状态，也使通常的内疚、恐惧等行为削弱，把责任分散给在场的其他人，减轻自己的责任。
因为不是“我”，而是“我们”，很多很多人，造成了他的死，所以，我不必负责。
对刘鑫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她还是个“坏人”，该死。更何况，还是在看不见的虚拟世界里。
假如说刘鑫死了，这样的结局就圆满了吗？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最后，我依然很心疼江歌妈妈，那种被撕裂的痛苦，对一个单亲母亲来说太残忍了。
经历过这种极端事件的人，都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江歌妈妈其实非常需要心理辅导，不知她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心理咨询师去帮帮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