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书，时读时辍，始于春，止于夏，综计前后，行将三月。读罢此书，我想这句“德不孤，必有邻”用在苏东坡身上再合适不过。
他年少时便才名远播，虽因欧阳修之故未得状元，但实有状元之才。金榜题名，春风得意，一时风光无限。然而好景不长，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写诗讽谏朝廷，于是被敌党小人缠上，活生生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因一起“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幸而有太后庇佑不至命丧监狱，出狱之后屡遭贬谪，先后被贬于八大州。一生漂泊，居无定所。
但苏东坡何许人也，岂会因此消极堕落？他为人所熟知的除却一身才华，便是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林语堂先生曾在序言里这样评价：“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认为苏东坡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正如耶酥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厚敦柔。”这真是对苏东坡最为精妙的概括。
即使他屡次被贬，却也仍然时时关心民生。他用他的行为表明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被贬谪黄州时，对当地百姓因贫穷而杀死婴儿的情况甚为惊骇，写信给太守，呼吁制止杀婴。元佑七年，南方洪灾，百姓衣食无依。而因为青苗法的关系，他们还背负重债，债主是朝廷。东坡亲眼看到这种情景，夜不能寐，接连七次上表太皇太后，请求宽免贫民的债务。还有诸如：修水利，建医院，舍药方，筹资赈灾等。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他曾对他的弟弟子由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此话他并未说过头，在他被贬海南，遇赦回到北方时，知道章惇获罪流放，他给章惇之子复信，“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章惇迫害元佑党人最厉害，他见苏东坡被贬黄州依然生活得很好，于是就上表皇帝要求把苏东坡一直放逐到海角天涯的琼州（即现今海南岛）。旅途中不准坐船，到达目的地又不准住官舍，东坡不得不结茅而居。而在之后，章惇获罪被放逐。东坡对他的态度是何等的宽容，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因他伟大的道德精神，所以即使处处被朝廷打压，遭敌党小人排挤，身边却也不乏好友和众多仰慕者。其中有件十分有趣的事，宋代一学者章元弼对苏东坡极为崇拜。他本人长得并无足观，却娶妻甚美。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你爱苏东坡胜过爱我！好吧，那便休了我吧！”于是，丈夫便把她休了。苏东坡的魅力之大可见一斑。
苏东坡无论被贬何处，都会受到当地百姓甚至是官员的爱戴，在他被贬黄州时，写下了一首《满庭芳》，其中有词这样写道：“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可见，林语堂先生评价的那句“百姓之友”很是精确。也曾有官员因为和苏东坡的关系比较亲密而遭到小人的迫害，但这也依旧抵挡不住那些人对苏东坡的喜爱与仰慕之情。
他曾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我想，这句话用以评价他同样合适。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行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病逝的前两个月，苏轼遇赦北返，他写下了这首诗，这是他对自己后半生做的一个总结，一字一句，细细读来，未免使人心酸。他入世出世，又出世入世，在宦海中沉浮，遗世而独立。尽管一生坎坷，被贬了大半个中国，但他却依旧乐观幽默，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多年来交友无数，因此行遍天下，便也知己遍天下。这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