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从个人的角度说话
以自己的经历和当事人的体验为背景，我作为个人来说话。
“这个世界将是更人性的，也将是更人道的”
第一章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的专业思想和个人历史的发展
这一章把我的两次个人谈话合在了一起。五年前，我被邀请与布兰蒂斯(Brandeis)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座谈，不是讲我的心理治疗思想，而是谈我自己。我对自己的思想是怎样认识的？我是怎样成为我自己的？我发现，这个邀请让我产生太多的感慨，我尽力试着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在过去的一年中，威斯康星的大学生联合论坛委员会也曾提出相似的请求。他们请我在“最后的演讲”系列中谈谈我个人。这个系列假定：因为某些理由，一个教授在发表他的最后演讲时有可能会真切地讲到自己的为人。（这是对于我们教育体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就是假定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境中，一个教授才会以个人的方式表现他自己。）在这次威斯康星讲演中，我第一次充分表现了我个人的知识或者哲学主题，以及它们对我所具有的意意义。在这一章中，我把两次谈话合在一起，并尽量保留原来非正式演讲的特征。
这两次谈话的反响使我意识到，人们是多么渴望了解那个正在谈话或者演讲的人。因此，我把此篇作为本书的第一章，希望它能够传达有关我个人的一些情况，从而为后面的章节提供较多背景和意义。
遵照邀请者的意思，我今天与大家所谈的话题确定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对这次邀请，我有许多种感受，我只想说，从个人的意义上讲，无论什么人想要对我有所了解，我都感到非常荣幸。这是一次独特且富有挑战性的邀请，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努力对这个真诚的问题做出一个真诚的回答。
那么，我是谁呢？我是一个心理学家，多年来，我的主要兴趣一直是心理治疗。而那又意味着什么？我不打算对我的工作做一个冗长的说明来烦扰你们，但是我想从我的《当事人中心疗法》这本书的序言中摘取一些段落，以一种主观的方式，简要地说明心理治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这本书的论题，我一直试图给读者一些直观感受，我写道：
“这本书的主旨是什么？但愿我尝试做出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出这本书想要传达的一种鲜活的人生体验。”
本书要说的是痛苦和希望、焦虑和满足；每一个治疗者的咨询室里都弥漫着这些感受。它要讲述每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的独特性；还有在这类人际关系中，我们所发现的普遍性的要素。这本书要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高度个人化的经验。它要说的是来访的当事人，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坐在我咨询室的桌子的另一边，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他这个自己而苦苦挣扎，同时又极其害怕成为自己——他在努力体认他的经验的实质，努力想参透那种体验本身的意义，但是又对这种期待充满强烈的恐惧。这本书是写我自己的，我作为一个咨询师，与一个来访者坐在那里，面面相对，尽我所有的能力，试图深刻地、敏感地参与到他的自我挣扎之中。它是写我的，写我试图感知他的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对他来说所包含的意义、感受、体验、滋味。它写的是我自己，写我的一种无奈和慨叹，即在理解当事人时人类容易犯错误的倾向，慨叹仅仅因为一次偶尔的失败，当事人就会把生活理解成它现在似乎一成不变的样子；慨叹失败就像沉重的物体，穿过错综复杂的、微妙生成的成长之网落下来。它写的是我自己，写我像助产士迎接新生命那样为一个崭新人格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写我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注视着一个他人，一个他人的自我，显现成形；写我亲眼目睹一个我参与其中而且起着重要促进作用的个人的诞生过程。它写的是当事人和我自己，我们惊奇地把那显然贯穿所有经验的强健而有秩序的力量，把那看起来深深地植根于宇宙中的力量视为一个整体。我相信，这本书写的是生活，在治疗过程中生动展示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在治疗过程中为个人的成长提供契机，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盲目而巨大的、有时是破坏性的能量，可以由于其趋向成长的冲动而展示出来。
关于我的工作以及我的职业感受，上面这段话或许会给你们留下一些印象。我想你们还会有兴趣了解我为何进入这个职业，以及怎样做出自己的许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决定和取舍。我接下来试着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心理学自传中与我的职业生涯有关的若干片断。
我的童年生活我在一个人际关系密切的家庭中长大，我的家庭有着非常严格的、毫不妥协的宗教和道德氛围，即对艰苦劳动这种美德的崇拜。我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我的父母非常关心我们，几乎时刻牵挂着我们的幸福安宁。他们也用许多微妙而慈爱的方式控制着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们认定（当时我自己也是那样想），我们家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家不喝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不开舞会，不玩纸牌，也不去戏院，很少参加社交生活——我们只是卖力地干活。我记得我喝第一瓶汽水时内心油然而生的罪疚感。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还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我的孩子们，说碳酸饮料有着某种似乎亵渎神灵的气味。我们大多数时间呆在自己家里，不跟邻居交往。所以我是一个相当孤独的少年，专注于阅读，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只有过两次约会。
我12岁时，父母买下了一个农场，我们就把家搬到农场去。原因有两个。父亲的生意已经相当成功，于是想把农场作为休闲的地方。我相信更重要的一点是，我父母肯定觉得孩子们正在长大，应该远离城市生活的“诱惑”。
在农场，我养成了两个兴趣，它们可能和我后来的工作有真正的关系。我对一种在夜间飞行的蛾子着了迷（基尼·斯特拉顿一泡特GeneStratton-Porter的著作当时很流行）。对于那些美丽的天蚕及在我们家附近树林里的蛾子，我变成了研究它们的权威。我很能干，让蛾进行繁殖，饲养幼虫，整个冬天我都保留着那些茧，而且我大致上体会到了那些一心想观察自然的科学家的快乐和苦恼。
我父亲决定依据科学开发他的新农场，所以他买了许多有关农业科学的书籍。他鼓励他的男孩子们有自己的独立的和有益的冒险事业，所以我和我的兄弟们养了一大群鸡，也曾经养过羊羔、猪仔和牛犊。在做这些事情时，我变成了一个农业科学方面的学者，并且只有在最近这些年我才意识到，我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是一种对科学的基本的感受。没有人告诉我，一个14岁孩子一定读不懂莫里森的《饲养科学》。我耕耘在几百页厚的字里行间，学习如何进行实验—控制组和实验组怎样匹配，如何通过随机方法保持试验条件的等值性，以便能够确定某种饲料对肉产量和奶产量的影响。我体会到验证某种假设是多么的困难。在实践探究中，我掌握了科学实验的知识，并树立了对于科学方法的尊重态度。
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我最初上大学是在威斯康星学习农业。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农业学教授谈到了解并运用事实时言辞非常激烈。他强调指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积累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的结论是：“不要做一辆该死的弹药车，要做一支来复枪！”
大学前两年期间，因为几次激动人心的学生宗教集会，我改变了我的专业目标，不要做一个农业科学家，而是要做一个牧师——个不算太大的方向转换！我从农业转向历史，相信这是一个更好的对个人未来的准备。
大学三年级时，我被选为l2名学生代表之一，去中国参加一个国际基督教学生联谊会。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最为重大的经历。那是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4年之后。我看到，法国人和德国人仍然十分强烈地互相仇视，尽管他们单独看上去显得相当可爱。这迫使我努力超越已有的思维模式，认为同样真诚和正直的人们却能够信奉截然不同的死板教义。我第一次以成年人的方式把自己从父母的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且意识到，我不再赞同他们的观点。这种思想上的独立给我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带来很大的痛苦和压力，但是回过头去看这件事，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当然，那段时间，我具有相当多的对抗和叛逆心态，但是根本的分裂是在我去东方的六个月旅程中出现的，可以说这是我彻底地从家庭的影响中脱离出来的关键时期。
尽管下面所说的不是我的个人成长，而是要说明影响我职业发展的某些因素，我还是想简要地提及在我个人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就是在去中国的旅程中，我爱上了一个可爱的、童年时就已经认识的姑娘。为了能够一起去读研究生，我一完成学业，我们就结了婚，尽管我们的父母并不是很赞同我们在一起。我不能很客观地谈论这件事，但是此后这么多年以来，她坚韧且持久的爱情和友谊，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历久弥鲜的意义源泉。
我选择了去联合神学院，为从事宗教工作做准备。当时(1924年)，联合神学院在国内是一个最开明的地方。我在那儿呆了两年，我从未为这两年后悔过。我接触了一些大学者和教师，如著名的麦可吉福(A e McGiffert)，他虔诚地信奉思想探求的自由，全心全意地投身真理，无论真理带领他走到哪里，他都会毅然前行，义无反顾。
后来我开始真正了解了大学和研究生院——他们的那些规则和刻板的教条——我现在对于自己在联合神学院的那段意义深长的经历的确感到很惊讶。我们一伙人感到我们被灌输进一些思想，然而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自由探索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和疑惑，并独立发现它们会导向何方。我们向学校行政部门请愿，要求允许我们成立一个可以得到学分的研讨班，不需要教师作指导，课程根据我们自身的问题来设置。可想而知，学院被我们的请愿搞得不知所措，但是他们竟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惟一的条件是出于公共机构的利益，一个年轻的讲师将会在研讨班旁听，但是他不会参与我们的讨论，除非我们希望他积极参加。
我想，毋庸赘言，研讨班非常令人满意，极具思想启发的价值。我感觉它把我推向了一条长长的、通向我自己的生命哲学的道路。通过自己所提的问题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从宗教性的工作中得到了具有自我意义的思想结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感到，生命的意义，以及个人生活的建设性改进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大概会一直吸引着我，但是我不能在一个需要信奉确定的宗教教义的领域内工作。我的信仰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并且有可能继续改变。对我来说，为了保住一份职业而不得不表明信奉一套信仰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我在寻找一个确信对自己的思想自由不加约束和限制的领域。
成为心理学家但那是什么领域呢？在联合神学院，我被当时刚刚兴起的有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课程和演讲所吸引，古德文，华生( GoodwinWatson)、海瑞森·伊利亚特(Harrison Elliott)、马里安·肯沃德(Marian Kenworthy)等名教授都是吸引我的明星。我开始从联合神学院穿过大街，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攻读更多的课程。我师从威廉·柯伯屈(William H. Kilpatrick)学习教育哲学，发现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我在口令沃斯(Leta Hollingworth)的指导下开始儿童临床实习，他是一个善解入意丽且能干务实的人。我发现自己被儿童辅寻工作强烈吸引住了。没费什么力气，我就轻松地转到了儿童辅导专业，开始把自己的未来与临床心理学连在了一起。我无意中迈出的这一步，没有经过什么条理分明的有意识抉择，而只是遵循了对于活动的兴趣的指引。
在师范学院时，我申请并得到了奖学金，在当时新设立的儿童辅导研究所担任见习医师，这个机构得到了公共福利基金的赞助。回想起来，我常常庆幸自己是在研究所设立的第一年去那儿工作的。机构处于初建时的混乱状态，但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我努力汲取当时的工作人员普遍持有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观，这些人包括大卫劫维(David Levy)和拉森·劳瑞(Lawson Lowrey)，我发现他们与当时在师范学院广为流行的那些严格的、科学的、冷静客观的、统计学的观点存在激烈冲突。回顾过去，我相信解决我自身冲突的必要性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学习体验。当时我感觉到自己是徘徊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冲突无法弥合。
在实习期末，实习医生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已非常重要。虽然还没拿到博士学位，但我需要得到一份工作来维持人口增长的家庭。当时的职位不是很多，我到现在仍然记得当我谋到工作时的那种欣慰和喜悦。在纽约的罗彻斯特，我被聘为心理学家，就职于预防虐待儿童协会的儿童研究部。当时在这个部有三位心理学家，我每年的薪水是2900美元。
我记得我是带着喜悦和些许诧异之情接受这个职位的。我感到欣喜的理由是，它是一个机会，能让我去做我感兴趣的工作。按照合乎情理的标准来看，这份工作是一条专业上的死胡同，会使我脱离专业上的联系；即使按那个年代的标准，薪水也很低；但是据我的回忆，我当时几乎好像完全不曾想到这一切。我猜想，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只要给我机会让我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其他别的事情似乎都会水到渠成。
在罗彻斯特的岁月
后来在罗彻斯特的12年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时光。至少在前八年间，我完全沉浸在从事实际的心理学服务，为那些被法庭和代理机构送来的犯有过失的或者生活水平低下的儿童进行诊断并做出安置；在许多场合进行“访谈会晤”。那是一段与学术圈子相对隔离的时期，我所关注的只是试图更有效地帮助当事人。我们有自己的成功，也有自己的失败，所以惟一的出路是不断地学习。关于与这些孩子及他们的父母打交道的方法，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它行得通吗？它有效果吗？”我发现，通过日常的工作经验，我开始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我想起三件意味深长的事，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当时对我来说，却相当重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三件事都涉及我的幻想破灭的过程——我对权威，对教材，对我自己，都开始提出质疑。
我在上学的时候曾经着迷于威廉·希利(William Healy)博士的著作。他认为，犯罪行为常常是基于性的心理冲突，如果这种冲突被发掘出来，犯罪行为就会终止。在罗彻斯特的前两年，我非常辛苦地与一个年轻的纵火狂打交道，他有着一种无法解释的纵火冲动。我日复一日地与他在拘留所里见面，逐渐追查到他的与手淫有关的性冲动。找到了！这个案子解决了！然而，当安排对他缓刑时，他的老毛病却重新发作了。
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我所感受到的震惊是怎样的强烈。也许希利博士是错的，也许我正在了解希利所不知道的东西？总之，这次偶然的事件让我深深感到，权威的教导也会有错误，仍然有新的知识等待我们去探索。
初出茅庐的第二个发现属于另一种情形。到罗彻斯特不久，我主持了一个关于面谈技术的讨论小组。我找到了一份已经发表的对一个家长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的访谈记录。在这次访谈中，个案工作者显得头脑敏锐、富有洞察力，而且聪明机警，能够使访谈很快进入问题的核心。我很乐意把它作为例证来说明良好访谈的技术。
几年之后，我有一项类似的工作，因为仍然记得那个出色的记录，我又把它搜寻出来，重新阅读。但我感到的是震惊。这时，在我看来，这个访谈好像是一个狡猾的法官在审问犯人，咨询师最终说服那位家长相信自己具有某些无意识的动机，并使她似乎心甘情愿地坦白认罪。此时，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种诱谈无论对这位母亲，还是对她的孩子，都没有任何可以持久的帮助作用。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正避免在临床关系中运用那些带有强制性的、急功近利的方法。这倒不是因为某些哲学上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些方法所产生的效果永远都是肤浅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几年之后。在向来访者解释他的行为时，我已经学会更加敏感，有耐心，总是尝试用一种温和的、容易得到认可的方式来把握解释的机会。我那时正在接受一位智力很高的家长的咨询，她的儿子行为怪涎，难以管理。问题似乎在于她早年对孩子的排斥，但是经过多次访谈，我却不能帮她领悟到这一点。我使尽全身解数，引导她说话，然后小心地把她提供的证据归纳起来，企图帮她看到一种模式，但是我们毫无进展。最终我只好放弃努力。我告诉她，我们都已经尽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失败，以后我们最好不要再联系。她同意了。这样我们结束了访谈，彼此握手，她就向诊所的门口走去。然后，她转过身来问道：“你这儿是否为成年人做咨询？”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她说，“那么好吧，我需要一些帮助。”于是她坐回到原来那张椅子上，开始诉说她对自己婚姻的绝望，她与丈夫之间的困难关系，她的失败感和困惑感；所有这些感受，与她先前谈过的枯燥无味的“病例”全然两样。真正的治疗这时才得以开始，而且最终的结果非常成功。
这一件以及类似的一些事情帮助我体验到一个事实——只是在后来我才充分意识到一—那就是：只有当事人知道伤痛在哪里，该往何处走，关键问题是什么，哪些经验被深深埋藏着。这时我开始领悟，除非我的目的是要证明自己才智过人，学识不凡，否则，我最好是依靠当事人作为治疗过程的向导。
我是一个心理学家吗？
这期间，我开始怀疑我是否是一个心理学家。罗彻斯特大学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在那里所做的工作不是心理学，他们没有兴趣让我在心理系教课。我去参加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会议，发现充斥于文章中的都是关于老鼠的习得过程，以及看起来和我所做的工作毫无关系的实验室里的实验。然而，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看来与我有着共同的谙言，所以，我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变得活跃起来，晋升到地方性的以至全国性的学会的领导职务。直到美国应用心理学协会成立以后，我才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真正活跃起来。
我开始在大学里的社会学系讲授如何理解和处理儿童问题的课程。
不久教育系也把它们列为教育系的课程。（在我离开罗彻斯特之前，心理系最终也请求我允许给他们开设这些课程，这样，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心理学家。）对这些经历所作的简单描述使我认识到，我是多么倔强地只顾走自己的路，而不去关心我与我的群体是否一致的问题。
有限的时间不允许我讲述在罗彻斯特成立独立的辅导中心的工作，包括与精神病学界某些同行们的专业论争。这些大都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斗争，与我的思想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的子女在罗彻斯特那些年，我的儿子和女儿渡过了婴儿、孩童时期，慢慢长大成人。他们教给我的关于个人、关于人的成长、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远比我从专业领域中学到的更多。我觉得，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但庆幸的是，我的妻子是个好母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相信我正在逐渐成为比较合格的而且更富有理解力的父亲。
当然，这些年来，与这两个优秀而机敏的年轻人交往，陪伴着他们走过孩童时代全部的快乐和痛苦；走过少年时代所有的自信和困惑，进入到他们的成人时期，并看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无价的体验。我想，我妻子和我认为，有我们一部分贡献的、最令人满意的成就之一，就是我们与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以及他们的配偶，都能够以一种深层的方式进行相互的沟通和交流。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光
1940年，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我确信，他们接受我的惟一理由就是我的《问题儿童临床治疗》这本书，它是我挤出假期和简短的休假写就的。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竟然给我提供了一个正教授职位。我衷心建议学术界人士都从正教授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大学的教员在一步一步的职称晋升过裎中，往往只学会一门功课，就是不要出头犯忌而招惹是非。我没有经受那种常常是有辱人格的升级竞争，对此，我心头长存感恩之情。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给研究生讲授我的治疗和咨询课程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或许从我的经验出发，我已经形成了一种个人的独特观点。我试着把一些想法确立下来，并把它们整理成一篇文章，于1940年12月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演讲，结果却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对声浪。我第一次体验到这样一个事实：我自己的一个新的观念，在自己看来显得光华四射，潜能巨大，可是对他人却似乎是某种极大的威胁。我发现自己成了学术批评的焦点，成了正反两方辩论的源头，这使我感觉心中不安，并产生了困惑和疑问。然而，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写出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手稿，明确阐述了我认为有效的治疗方法的取向。
在这里我再一次颇为自嘲地认识到，我这个人一直没有学会“讲求实际”。当我提交书稿的时候，出版者认为它有趣而新颖，但是同时质问我，什么地方会用它作为教材。我回答说，我只知道两个地方：一个是我正在讲授的课，第二个是在另外一所大学。出版者认为我不去为普遍开设的课程写一本合适的教科书，真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非常怀疑是否能够卖出两千册来保住出版的本钱。于是我说我可以另找一家出版社，这时他才下决心冒险一赌。到现在这本书的销量已经达到7万册，而且数目还在继续上升，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更会感到惊讶。
最近这些年我相信从那时到目前，我的著作清楚地记录了我的职业生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5年，在芝加哥大学1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4年。我将很简短地强调两三点对我很有意义的东西。
我已经学会与范围越来越广的当事人一起，在越来越深刻的治疗关系之中生活。这种关系可能而且的确会带来极为优厚的回报。这种关系也可能而且的确会令人惊惧不安，因为有时候某个极为困顿的当事人似乎要求我必须超出我自己很多。确实，从事心理治疗要求治疗师个人不断成长，这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会使人获益匪浅，但的确也是一件使人时时感到痛苦的事情。
我也想说，科学研究对于我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心理治疗是一种我个人可以主观体证的经验；而在科学研究的经验之中，我可以做局外旁观，试图客观地去观察这种丰富的主观经验，运用所有那些条理规范的科学方法，来考察我是否在蒙蔽自己。我越来越深信，我们将会发现人格和行为的规律，这些对于人类进步或人类理解力意义重大，决不亚于地心引力或热力学的重要性。
在最近的20年中，我已经变得习惯于不为外界争论所动，但是我的观点所引起的反响仍然让我吃惊。在我看来，我觉得，我总是以一种尝试的方式提出我的想法，读者或学生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是在许多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我的观点激起了心理学家、咨询师和教育家极大的愤怒、蔑视和批判。当狂怒的波澜在这些领域逐渐平息下来，近年来在精神病学领域中再度引起波澜。有些精神病学家感到，我的工作方式对他们最为珍视而且毫不怀疑的许多原理造成了一种深度的威胁。或许，比起狂风暴雨般袭来的严厉批评，毫无批判精神的、圆囵吞枣的“信徒们”造成的损失更加让我痛心。这些“信徒”自己以为有了某种新观点，却把我个人和我的工作理解（不管理解得是否准确）为一种武器，勇往直前地与所有的人喋喋不休地论战。有时，我觉得很难说清楚，给我造成重创的究竟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
也许是因为终于摆脱了令人烦扰不堪的争论，我现在非常珍视与世无争、独自静处的机会。对我来说，能够彻底摆脱别人对我的品评，摆脱专业上的期待，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沉思自己正在做的实际工作，这将是我工作上最有收获的时期。我和妻子已经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找到了与外界隔绝的居处，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是心理学家。画画，游泳，潜水，拍摄五彩缤纷的风景照片，是我在那里的主要活动。在这些地方，我每天用于专业工作的时间不超过二到四个小时，然而，我在专业领域的主要成就大都是最近几年来取得的进展。能够清静独处，我感到身心愉悦。
若干重要体会以上非常简洁地描述了我的职业生涯的外貌。但我还想与各位分享我的内心世界，我想告诉大家，通过数千个小时的临床经历，在与那些陷入巨大痛苦的当事人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我个人所学到的东西。
坦率地说，这是一些对我意义重大的体会。我不知道这些对你们是否也适用。我无意把它们作为一个指南或忠告呈现给别人。然而我发现，当别人真心诚意地告诉我他的内心动向时，我会受到很好的教益；至少这可以让我更敏锐地觉察到我自己的内心动向是如何与他人不同。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所获得的个人体会。我相信，在每个案例中，早在我有意识地了解这些体会之前，它们已经变成了我的行为和内在信念的一部分。这些都是零散的、不完善的知识。我只能说它们对我个人曾经、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断地反复温习这些体会。我有时不能将它们付诸行动，但是事后我会感到很遗憾。
我有时遇到一种新的情境，也会错误预测，而未能将这些体会落实于应用。
这些体会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仍在不断变化。其中有些似乎需要特别强调，其他的或许在某一时期对我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它们都很有意义。
我将用一个多少含有个人意义的短语或句子，来概述每一个体会。
然后我会较为详细地阐述它们。除了关于人际关系的前几个体会之外，我要讲的没有多少系统性，后面要说的涉及个人价值和信念的领域。
我要用一个否定的说法来描述这些富有含义的体会。在我与他人的交往中，我发现，从长远来看，自己表里不一的行为是没有益处的。在我生气和不满时，做出一副平静和友善的样子，这是没有用的；不懂装懂，是没有用的；在某一时刻实际上充满敌意，却装作一个仁慈的人．是没有用的；如果实际上既害怕又缺乏信心，却做出非常有把握的样子，是没有用的。即使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这个说法也确凿无疑。当我感到不舒服时，却装出一切都好的样子，那毫无益处。
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我发现，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试图以一种带着面具的方式行事，维持一种与内心体验不同的表面的东西，毫无帮助，毫无效果。我认为，当我试图与他人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时，这种面具不能使我对人有所帮助。我想进一步说清楚一点：虽然我感觉我已经了解到这一事实的确凿性，但是我绝对没有充分得到它的全部益处。实际上，我在个人关系上所犯的大多数错误，我对于别人无所助益的大多数情况，都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即出于某种自我防御的原因，我的表面行为与自己的实际感受背道而驰。
第二个体会可以用下面的话说明——我感到，当我以接纳的心态聆听自己时，当我能够成为我自己时，我感觉自己会更有效力。多年来，我觉着自己已经学会变得更真切地聆听我自己，以至于我比过去能够更真切地知道在特定时刻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意识到我在生气，或者的确感到我在排斥某当事人；或者感到对某个人充满了热诚和友爱；或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致，厌烦不已；或者我急于理解某个人；或者我渴望或害怕与某个人建立关系。我认为，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态度都是我能够聆听到的。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说，我感到，如果我能够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真实自我，我会变得更加真切充实。我自己肯定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肯定没有完全达到自己所设想的机能状态，而接受这一点对我来说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容易。
有些人也许会说这有点像是一个奇怪的发展趋向。对我来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当我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时，我就会发生变化。我相信我已经从我的来访者那儿以及从我自身的体验中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只有彻底地接受自己的真实存在，我们才能够有所变化，才能够超越自己的现有存在样式。那时，变化在不经意间就会发生。
实现真正自我的过程会导致另一个结果，那就是人际关系会随之变得真实。真实的人际关系充满活力，富有意义，因而令人神往。假如我现在对某个当事人或学生感到不耐烦，或者厌倦，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事实，那么我就更有可能接纳他的情感反应。双方都有可能出现情感的变化，而且我也能够接受变化了的经验和情感。真实的人际关系趋向于变化而不是保持停滞不变的固定状态。
所以，我感到，在我的态度中使自己成为真实的自己，会有实际的效果；知道何时自己达到了耐心和容忍的极限，而且把它作为事实接受下来；知道何时我急切地想塑造他人，左右他人，而且把它作为我内心的事实接受下来。我愿意接纳这些感受，如同接纳温情、兴趣、宽厚、友好、理解等感受一样，因为这些负面感受也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只有当我把这些态度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接受下来，我与他人的关系才会变得真实自然，才能不断成长，才能流畅地变化。
我现在已谈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极富意义的核心性的体会。我用下面这句话陈述这个心得：我发现，容许自己去理解他人，具有极大的价值。我的这种措辞方式对你们来说似乎很奇怪。有必要容许自己去理解另一个人吗？我认为有必要。对于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大多数陈述，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此做出直接的评价或判断，而不是去理解它。当一个人表达了某种感受、态度、信念，我们倾向于不假思索地认为：“那是对的”；“那是愚蠢的”；“那是不正常的”；“那是不合理的”；“那是错误的”；“那是不友好的”。我们很少容许自己去细致地理解他人的陈述对他本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这是因为理解会带来风险。如果我让自己真正去理解另一个人，我或许会被那种理解所改变。我们都害怕变化。正如我所说的，容许自己去理解另一个人，去透彻地完全地共情地进入他人的参照框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也是十分罕见的事。
理解是在以一种双重的方式丰富自己。我发现，当我与那些陷入痛苦的来访者一起工作时，我进入并努力去理解精神病患者的稀奇古怪的世界，去理解并认识那个感到生活过于悲惨而无法忍受的当事人的态度，理解一个觉得自己卑微无用的人——每一种理解都以某种方式丰富了我自己。我从这些体验中以各种方式学到的东西使我发生改变，使我与众不同，并且使我成为一个更能与他人共鸣的人。也许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我对这些当事人的理解使得他们也发生变化。这种理解使他们接纳自己的恐惧和稀奇古怪的想法，接纳不幸和沮丧的感受，接纳他们充满勇气、善良、爱和敏锐感受的那些重要时刻。很多当事人的经验以及我自己的经验都说明，对于这类情感的理解使人能够如实地接受自己内心的这些情感。于是，人们会发现，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的自我都会发生变化。有一个女人真实地感到在她的脑袋里有一个钩子，别人拉着这个钩子，在牵着她走；一个男人，他感到没有人像他那样孤独，没有人像他那样与人疏离。理解这样的女人或男人，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得到理解对这些当事人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下面是另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体会。敞开心灵的渠道，使他人可以借此把他们的感受、他们私密的知觉世界传达给我，我感到很有意义。理解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因此我希望减少我和他人之间的隔阂，以便他人能够——如果他们愿意——更充分地展现自己。
在治疗关系中有许多方法，借助于它们我可以使来访者更从容地表达自己。通过我自己的态度，我能够在人际关系中创造一种安全的氛围，使得交流更容易成为可能。理解的敏感性也有帮助，它使我能够像当事人看自己一样来看他，并如实地接受他所有的知觉和情感。
但是作为一个教师，我还感到，如果我敞开心扉，使他人能够同我分享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也会因此而充实自己。所以，我试图——通常不是特别成功——在教室里创造一种氛围，以便让大家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感受，可以表现自己的独特性——同学之间可以彼此不同，也可以与老师不同。我也经常要求学生填写意见反馈单，表达他们个人对课程的特殊看法。他们可以说出哪种方式满足了或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可以表达对教师的感受，或者可以讲述他们现在与课程有关的个人困难。这些反馈单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的成绩评定。有时候，对于同一个学期的同一门课程，学生们的体验会完全相反。一个学生说：“对这堂课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另一个外籍掌生在谈到同一堂课时说：
“我们的课使用了最好的、富有成效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但是对那些和我们一样，被演讲式的、权威式的方法教了很长时间的人来说，这种新措施完全是不可理喻的。我们这样的人已经习惯了服从老师，为了考试被动地记笔记，做作业。当然，人们要花很长时间来摆脱他们的习惯，尽管这可能是些老掉牙的、毫无效果和益处的习惯。”把我自己完全敞开，面对学生们这些截然不同的感受，得确使我觉得受益匪浅。
在一些团体中，我被看作是一名管理者或领导者。在这里我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我希望减少恐惧或自我防御，以便大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最令人激动的，它让我对管理者能怎样做有了一个整体的全新的看法。但这里我不再展开谈了。
在我的咨询工作中还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体会。我可以简单地谈谈心得。如果我能接受他人，我发现自己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发现，理解他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接受他人及其感受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能真正允许某个人对我充满敌意吗？我能够把他的愤怒作为他自身真实而合理的一部分接纳下来吗？当他用一种不同于我的眼光看待生活及其问题时，我能接纳他吗？当他非常肯定我、钦佩我并想模仿我时，我能接纳他吗？所有这些都牵扯到接纳，但接纳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倾向，即我们每个人都相信：
“他人的所感、所思和所信都和我自己的一样。”我相信，我们很难容许我们的孩子、父母、配偶对特定问题的看法跟我们自己有差异，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当事人或学生跟我们有差异，不容许以他们个人独特的方式利用他们的经验。就民族的层面来说，我们不能容许另一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和我们有差异。但是按照我个人现在的认识，个人之间的分离性，每个个体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经验并从中发现自己的意义的权利，乃是生活所具有的最高价值的潜能之一。在一种十分真实的意义上说，每个人自己都是一个海岛；只有他首先乐意成为自己并得到容许成为他自己，他才能够同其他的海岛搭起桥梁。所以，我发现，当我能够接纳另一当事人，即把他的感受、态度和信念作为他真实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实接纳下来，我才是在协助他变成一位个人；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我想陈述的另一个体会或许很难表达清楚。也许可以这样说：我越向我自己的真实以及他人的真实开放，我就越不可能有一种要去“安排一切”的冲动。当我尝试着聆听自己，聆听发生在我身上的经验时，当我尝试把这同样的聆听态度更多地传达给另一个人时，我就越发地尊重复杂的生活过程。所以我逐渐变得不再匆匆忙忙地到处安排布局、设定目标、塑造他人、操控他人，并试图把他们推上我给他们规定了的某条道路。我只是更加满足于做我自己，同时让他人做他自己。我很清楚，这看起来肯定像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一种东方的观点。
如果我们不去对他人做些什么事情，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去按照我们的目标塑造他人，那么生括还会剩下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去教给他人我们认为他应该学会的东西，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去迫使他人像我们一样地思考和感受，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
无论是谁，怎样会持有像我现在表达的这样一个如此消极的观点呢？我相信，这类的态度肯定是在座诸位许多人的反应。
然而，我的体验中有一个悖论式的层面，即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我越是单纯地希望成为我自己，越是希望能够理解和接受我自己以及他人内在的真实，也就越有可能激发较多的变化。这是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真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真实的自己，与这个愿望的程度相等，他会发现不仅仅是他自己在变化；而且与他有关系的人也在发生变化。至少这是我的体验中非常生动的一部分，是我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所明白的最深奥的道理之一。
现在让我转到一些其他较少涉及（人际）关系的体会，它更多地和我个人的行为和价值有关。其中第一点非常简短：我能够信任我的经验。
长时间以来，我深有体会并且现在仍然在学习的基本的事情之一就是：只要某项活动感觉好像是值得去做，那么它就是值得去做的。换句话说，我体会到，我对某种情景的总体上的机体感觉比我的理智更加值得信赖。
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是沿着别人认为是愚蠢的方向前行，对这个方向我自己也曾怀有许多疑问。我“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从来不曾为自己的人生方向而后悔，虽然当时我也曾经常常感到孤独无依，或者感觉自己傻得可以。
我觉得，当我信任一些内在的非理性的直觉时，我已在行动中发现了智慧。事实上，我发现，当我感觉到某一条无人问津的小路是正确或真实的选择，并毅然冒险前行，然后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就有许多同事加入探险的队伍，于是我不会再感到独行的寂寞。
我逐渐更加深刻地信任我的整体反应，我感到我能够用它们指导我的思想。我已经越来越尊重这些不时发生在我内心的、朦胧的思想，我感到它们似乎意味深长。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朦胧的想法或直觉将会引领我走向一些重要的领域。我想这牵涉到对于自己的整体信赖，我现在觉得自己宁可相信，这种直觉比我的理智更有智慧。我敢肯定，它难免会出错，但是比起仅仅依靠我的意识心灵，我相信整体的经验会更为可靠。我的这种态度由艺术家麦克思·韦伯( Max Weber)做了很好的表达，他说：“当我进行我的微不足道的创造性努力时，我极大地依赖于我至今不知道的事情，以及我至今还没有做过的事情。”
与这个体会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推论是，别人做出的评价对我来说不是行动的指南。别人的看法，虽然应该倾听，应该就它们的本来面貌加以思考，但这对我来说永远不会成为一种指南。它是一件很难学会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遇到一个博学而且富有思想的男人，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比我更有能力、更在行的心理学家。那时他告诉我，我对心理治疗感兴趣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记得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他告诉我，做心理治疗的人根本没有出路，而且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甚至可能没有任何机会去从事心理治疗的实践。
后来我相当震惊地得知，在有些人眼中，我是一个骗子，一个没有执照的行医者，一种非常肤浅的、具有破坏性的疗法的始作俑者，一个权力攫取者，一个神秘主义者，等等。并且我也曾因为同样极端化的赞誉而大为烦恼。但是我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我逐渐认识到，如果说在我的一生中（或许是永远）有一个惟一能够理解我的人，了解我所做的事情是否诚实、认真、开放、合乎情理；是否虚伪、自我防御、不合情理，那么，那个人就是我自己。对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得到各种各样的验证，对我的批评（无论是友好的还是充满敌意的）和赞扬（无论是诚挚的还是奉承的）也是这种验证的一部分。但是，衡量这些验证的真伪，确定它的意义和用处，那只能是我自己的责任，是一项我不能让渡给任何他人的义务。
比之以上我说的这些内容，下面一个体会大概不会让你们感到惊奇。对我来说，体验就是最高的权威。我自身的体验就是确定性的试金石。别人的思想、我自己的思想，都不能和我的体验一样具有权威性。
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体验中，去发现一个接近真理的东西，因为他就存在于成为我自己的过程之中。
居于优先地位的不是<圣经》，也不是先知；不是弗洛伊德，也不是科学研究；不是上帝的启示，也不是人类的教训，而是我自身的直接体验。
用语义学家的术语说，我的体验越是原初，就越具权威性。因此；处于最基层水平的经验是最有权威的。我阅读了一种心理治疗理论；在我与来访者打交道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心理治疗理论；我对来访者有一种心理治疗的直接体验；在上述三个层面的经验中，最直接的第三种经验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我们的个人经验之所以具有权威性，并不在于它永远不犯错误。它是权威的基础，因为它总是能够以一种新的、基本的方式得到检验。通过这种方式，它常见的错误或谬误总是可以得到自我修正的机会。
下面是另一项个人体会。我在体验中享受着发现规律的乐趣。在广阔的体验中，我寻求意义或者规律性或合法性，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这种好奇心——我发现，遵循这种好奇心的指引，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指引我提出了我的每一项重要的理论表述；它引导我在临床心理学家大量的儿童研究中寻求规律，并由此写出了我的《问题儿童临床治疗》；它引导我系统地概括出了在心理治疗中似乎具有普遍作用的原则，引导我写了若干著作和大量的文章；它引导我对自己体验到的各种秩序性和规律性做出了理论的建构，并且将这些规律投放于尚未探索的领域，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因此，我认为，科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目标，是对意义重大的经验进行内在的组织整理。科学研究是一种程序严谨的不懈努力，其目的是为了弄清楚主观经验的现象界的意义与秩序。它的合理性在于它令人满意地解释了世界的规则性，而且一旦我们理解了自然呈现的规则性的关系时，有益的结果亦常常随之而出现。
所以，我承认，我献身于科学研究、献身于理论建构的原因是出于一种追求规律和意义的需要，一种存在于我个人内部的主观需要。有时，我也可能会因为别的理由而进行科学研究：例如满足他人的需要，要让我的对手和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信服我，在专业水平上领先，赢得个人的声望，以及其他许多不怎么高尚的理由。在个人判断和活动中出现的这类谬误，只是让我更深刻地确信，从事科学研究只有一个合理的原因，那就是满足我内心对意义的需要。
另一个曾经让我付出过不少代价才得来的体会，可以用以下几个字概括：事实是友好的。
大多数心理学家，特别是精神分析师总是拒绝对他们的治疗做科学的研究，或者拒绝让别人来做研究，我理解这种反应，因为我对此亦有感受。
这件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我们早期的研究中，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等待研究结果时的那种焦急心情。要是我们的假设被证明不能成立，那可怎么办！要是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那可怎么办！
要是我们的见解是不合理的，那可怎么办！现在每当我回顾过去，我才觉得我那时似乎是把事实当作了潜在的敌人，当作了灾难的信使。或许我是逐渐地意识到，事实总是友好的。在任何一个领域，你所能得到的每一点证据，都会引导你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接近真实永远不会是一个有害的、危险的、令人不高兴的事情。所以，尽管直到现在我仍然会讨厌调整我的思想，讨厌不得不放弃自己陈旧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意识到，这种令人痛苦的改造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学习。尽管令人经历痛苦，学习能让我们以更为真实因而也更加令人满意的方式看待生活。因此，目前对我的思想和探究最有诱惑力的领域，是我自己深感兴趣的一些观念所涉及而尚未得到支持和证明的领域。我感到，假如我能够在探究过程中解决这些难题，我就会更加满意地接近真理。我确信，事实将永远是我的朋友。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另一个十分有价值的体会，因为它使我如此深刻地感到我和他人的相似性。我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这个意思：最个人化的东西就是最普遍的东西。我与学生或职员交谈时，或者在我的著作中，我已多次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了我的这个见解。我认为我正在表达一种别人可能不会理解的态度，因为它是我自己独有的。对此有两篇文章可以作为例子，一是《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序言（出版者认为它非常不合时宜），一是在《人与科学》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在这两个例子中，我几乎总是发现这样一种对我而言似乎是非常私密、非常个人、因此别人很难理解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它却成为一种在很多人中间得到共鸣的表达方式。因此，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最个人化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如果得到了分享或表达，就可能深入他人的内心世界。这个体会曾经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艺术家和诗人，理解那些敢于表达他们内在独特性的人们。
我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它对我迄今所说的全部话题可能是最基本的东西。25年以来帮助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当事人的经验促使我得出一个结论，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上积极的取向，这已成为我的经验。在做当事人治疗的深层接触中，我总是发现，即使那些麻烦很大的人，行为上已经非常反社会的人，情绪看起来极不正常的人，这个积极取向在他们身上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能敏锐地理解他们表达的体验，能够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接纳他们的独立人格，那么我会发现，他们往往是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他们趋向于改变的方向是什么？我相信，我可以用一些言辞来说明：积极的、建设性的、朝向自我实现的、朝向成熟成长的、朝向社会化发展的，等等。我感觉，个体越被充分地理解和接纳，他就越容易摒弃那些他一直用来应付生活的假面具，就越容易朝着面向未来的方向改变。
我不想大家对此有任何误解。我对人性的看法不是波莉娅娜式的盲目乐观。我清楚地意识到，出于防御和内在的恐惧，个体能够而且确实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行为、可怕的破坏行为、幼稚行为、倒退行为、反社会行为，等等。然而，在我的体验中，最令人振奋和鼓舞的一部分，就是在最深的层次上与这些个体打交道，并发现他们身上具有的我们大家都有的强烈的积极倾向。
让我用最后一个可以简明陈述的体会，来结束这串长长的罗列。生活，在其最佳状态中，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其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在我的来访者和我自己身上，我发现，当生活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体验这个过程既令人感到陶醉，也让人感到些许的害怕。我感觉，如果我能够让经验之流带动我朝向未来，朝向我仅仅朦胧意识到的目标前行，我就会处于最佳的状态。
这样，在随着我错综复杂的经验之流一起漂浮的过程中，在试图对它永远变化复杂整体所作的理解中，显然不会有什么固定不动的点。如果我能这样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很显然，我就不会持有什么封闭的信念体系，持有一套毫无变化的规则。对我的经验不断变化的理解和解释会指引着我的生活方向。生活总是处在变化形成的过程之中。
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清楚，为什么我不鼓励或者劝说他人拥有或坚持某种哲学体系，或者某个信念，或者某套原则。我只是试图通过我对自己的经验的当下意义的解释去生活，而且容许他人自由地发展他们自己内在的自由，以及他们对自己经验的有意义的解释。
如果世界上确实有一个叫做真理的东西，那么我相信，这个自由的、个人探求的过程应当是趋向于这个真理的。这一点是我以有限的个人方式所获得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