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枫•万里瞻天
因余秋雨先生那篇《风雨天一阁》，我知道了它，余先生写文近30年了，想来天一阁也换了模样。
9月5日，宁波出差，自北仑春晓返沪，驱车至宁波城区外围，见高速指示牌天一阁字样，天色尚早，方向盘一转，直奔天一阁而来。
天一阁成了宁波的名片，天一阁已成为了旅游景点，我看到了他和其他景点的不同，即便是一些江南古镇，因为书籍，因为厚重而脆弱的文化传承，就更显不易，这里就成了文化储藏室。
既然来到文化储藏室，就忍不住要东翻翻西看看，犹如在藏书楼北楼的院子里，看到的这个晾书的雕塑，典藏近五百年的书籍，偶尔拿出来晾一晾，晒一晒，抖落抖落，再重新收藏起来。
书籍作为藏品，其收藏价值毋庸置疑；作为相对封闭的文化符号和载体，又像一脉代代相传的薪火，不断不息，即便看着，也心生安祥。
所以，书籍和文化的传承要有光的照耀，自然之光和时代之光。
说到时代之光，进去20世纪后，作为中华文明的孩子，我们被裹挟着，踉踉跄跄走进了新的文明时代。历数代后，我们逐渐适应了新的文明赛制，步履越来越稳健有力。对于之前的家和家里的物件，就产生了复杂的感情，哪些要抛弃？哪些要留着？哪些还有用？甚至在新的赛制下，来不及细想，便一股脑的抛弃，保留或拿来使用，一路扔，一路留，一路用，有时扔后心疼不止，有些留的勉勉强强，有些用的别别扭扭，也有扔的酣畅淋漓，留的心花怒放，用的顺风顺水，总归，也就越来越轻便，越来越知道轻重。
当时代之光照进了天一阁，却毫无疑问的一致。不论战乱纷争，抑或文化灾难，不论范家后人，还是文化路人，一批又一批地加入了这场文化的救灾中，救着护着，就出来了现在的天一阁，门厅庄严，管理规范，储藏有序，而且更多人可以看到，价值也不断放大。
尤其在新的藏书楼，看到对于书籍有了先进的收藏储藏技术，让这些典籍得以更好的环境里保护，玻璃房，空调房，除潮防火防虫，加之古籍修复，真是天一阁之幸，是读书人之幸。
设想没有进去现代，设想没有中华崛起，这些纸张文字，早已消沉在历史的风尘中，或如敦煌藏经洞的经书，散轶在天地间各个角落里。
原来的天一阁系列建筑和园景，是范氏一族殚精竭虑，数代耗巨资而成，其具有象征价值，矗立在那里，就是最大的价值。
•文脉相传
来到天一阁，相较书籍和一个个文化的背影，我对古建筑没有太大兴趣，建筑放在这里，历经数代修葺，大致了解其布局沿革。看到叠叠书籍，行行字迹，忍不住发出心底深处的喟叹，是一缕缕看是或弱或强但连绵不绝的文脉在颤抖。
康熙十二年（1673），天一阁藏书楼的门开了，天一阁创始人范钦的曾孙范光燮陪同一位身着长衫，脚穿布鞋，年逾六旬的老人，缓缓登上了天一阁藏书楼。
这位老人的到来，唤醒了沉睡了150年的天一阁，天一阁犹如赋予了更灵动的精神魂魄，产生了更大的文化力量。天一阁也进去了新的高度，这位老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浙东学派领袖黄宗羲，他在天一阁翻阅了所有藏书，并将其中流传、流通较广的书籍编撰了书目。黄宗羲登天一阁六年后，写下《天一阁藏书记》，其中所发出的“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惊世之叹，引起多少文人学士的共鸣。
天一阁声名鹊起，然依然苛刻，虽万斯同、全祖望、冯南耕、徐健庵、陈广陵等江南名士纷致沓来，也不过十余人得以登楼。
因为难得，更为珍惜，更显高贵，看着黄宗羲著述，万斯同著述，全祖望著述，层层叠叠，壮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