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书房里有一面墙的抽屉，像中药铺的药柜，每个抽屉外头都贴着泛黄的标签，写着年份。我小时候总爱踮脚拉开那些抽屉，里面藏着车票、粮票、几张黑白照片、一枚生锈的奖章，还有几封字迹模糊的信。
我问外公：“这些是什么？”
他正在院子里侍弄他的兰花，头也不抬地说：“日子。”
后来我渐渐知道，那些抽屉里装着外公一生中几个重要的时刻：1949年他攥着船票从上海到了台湾，1965年他在台南的糖厂领到第一枚奖章，1978年他拆开那封等了三十年的家书。每个抽屉里不过薄薄几页纸，却重得像压着一整个时代。
可我印象更深的是另一件事。
那是我念小学的暑假，外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给院角的兰花浇水。他有一把紫砂小壶，壶身已经被茶垢养得发亮。浇完花，他会坐在藤椅上，用一把小剪刀修剪兰叶，剪下的枯叶夹进一本旧书里。然后他去厨房，煎一个荷包蛋，蛋黄要溏心的，配两片白吐司。吃完早餐，他开始临帖，一笔一画写《九成宫》。
这些事他做了几十年。我曾问他：“天天这样，不无聊吗？”他笑：“你以为是白做的？哪天你写了个好字，煎了个漂亮的蛋，那就是你的时刻到了。”
我当时不太懂。
后来外公过世，我整理那面抽屉墙。在最后那个贴着“1998”的抽屉里，除了几张合影，还有一本薄薄的册子。翻开，是外公的日记，但只记了十几页。每页寥寥数语，比如：“三月六日，兰花开第二朵。剪枯叶三片。临《九成宫》两页。煎蛋溏心成功。”“四月二日，雨。读《诗经》至‘蒹葭’。修兰根。墨稍浓，字有精神。”
最后一页写着：“九月十四日，晴。浇花，修剪。煎蛋恰好。写到‘如履薄冰’四字，手稳。今日平常，然亦是好日。”
我合上日记，忽然想起外公说过，人这一生，重要时刻就那么几个。但你得用无数个平常的日子去喂它，像养兰花一样，浇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它才在某个清晨悄悄开了。开的那天，你正蹲在院子里刷牙，一抬头看见了，觉得日子没有白过。
所谓重要时刻，不过是平常日子攒够了，突然亮了一下。
外公最后一个平凡的好日，他煎了个溏心蛋，写了个稳当的字。那天没有大事发生。但他准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