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生于1941年，是祖父母为躲避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祸，挑着襁褓中的大姑妈，从汉口迁回汉川窑湾后生下的第二个孩子。此后家里又添了二叔，二姑，三叔，一家几口，在窑湾的烟火中相依度日。
父亲自幼聪明有主见，解放后就读于孝感师范专科学校（现湖北工程学院），能说会写，仪表堂堂，十七岁便上讲台，古今中外的故事，娓娓道来，让学生听之入迷。课余，他喜交学友，常帮乡邻代拟诉状、代写书信，每逢岁末，夹着红纸来家求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被当地人尊称为“诗伯先生”。
1963年，22岁的父亲与23岁的母亲成结为连理，1964年大姐降生，1966年大哥出世，1968年我来到这个家，日子虽不富裕，却也暖意融来融。那时，始于196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席卷全国，年轻气盛的父亲，因为头脑灵活，口才俱佳，且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无疑成为当地运动中的弄潮儿，白天晚上到处开会，大庭广众之下演讲，走村串户，十分忙碌。祖母以他为骄傲，考虑他经常抛头露面，节衣缩食为他添置像样的衣服，配上其挺阔的身材，走起路来愈发精神抖擞。父亲交友甚广，家中时常有友人来访聚会，几杯薄酒下肚便畅谈至深夜，本就拮据的家境因此更显捉襟见肘。二叔后来常说，他部队复员那年，好不容易攒下建新屋的钱买了一坛酒，竟被父亲和朋友们喝得见了底。父亲性情豪放，加上喜文弄墨，读书时，他将自己名字，徐木清，改成徐诗伯，可见一斑。
命运捉弄人，看似一切顺风顺水的父亲，自以为此生一定有一番作为的父亲，却不知一场厄运悄然而至。1971年初，父亲猝然病倒，在汉川人民医院住院的父亲，一定想不到，黄胆性肝炎被当作普通感冒治疗，最终导致病情凶险。那个年代农村医疗条件有限，等家人心急如焚将他转往汉口医院时，病情已恶化到不可救药。被无奈抬回家的那天，奄奄一息的父亲望着哭红双眼的母亲，还有身旁三个年幼的孩子，眼角滑下两行无声的泪水，随后便撒手人寰……
那一刻，定格在1971年5月4日。生命的句号，封印了29岁的英年。
一声声振耳欲聋的哭喊，漫天雪花一样冰冷和素白的人影，也定格在2岁8个月的我的记忆里，这也是我人生中留存的第一个记忆片断。我记不清父亲的容貌，只怪那时的我太小。于是，记忆中的父亲，只是母亲领着三个幼子，去伏地哭泣的一堆沉默的黄土。
多年来，父亲的形象始终模糊在童年的薄雾里，唯有那份温润与豪迈，通过亲友的口述、当年残留的墨迹一点点拼凑。而那份早年嵌入记忆的痛，如一枚尖锐的子弹深入骨髓，我终其一生，也无法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