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的是一位名叫A的朋友，想在天气冷的日子里吃火锅，却又懒得出门采买。他足不出户，只打了四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B：“兄弟，过来吃火锅啊，都准备好了，你顺路带点菜就行。”
第二个电话打给C：“哥们，火锅材料齐了，你顺路带点啤酒上来。”
第三个电话打给D：“老地方吃火锅，就差丸子和豆腐了，你顺路捎点。”
第四个电话打给F：“快点来，锅底都烧开了，你顺路带两盒羊肉。”
电话打完，A不慌不忙地烧了一锅开水，丢进半包火锅底料，坐在家里静候嘉宾。
这个故事，通常被用来讽刺那些想不劳而获的人。在我们的启蒙教育里，A显然是个反面教材。他像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不费吹灰之力，就想坐享其成。我们从小接受的道德训诫是：做人要实诚，要有啥吃啥，不能空手套白狼。
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我也跟着大家一起笑A的狡黠与无耻。
等到进入社会多年，经历过一些事，见过一些人，再想起这个段子，我却笑不出来了。非但笑不出来，反而对那位反派A，生出几分敬意。
我发现，这个段子其实讲岔了。它原本想讲一个关于“不劳而获”的讽刺故事，结果却意外地描绘了一幅关于“组织领导力”的生动图解。
你看，B、C、D、F四个人，分别贡献了菜、酒、丸子和羊肉。而A贡献了什么？A贡献了一个愿景，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愿景；贡献了一套秩序，一套大家围着锅子坐下来的秩序；他还贡献了最为稀缺的“初始资本”——那锅烧开的水和半包底料。你可以说那底料廉价，但那是启动整个项目的原始股。
小时候我们总以为，世界上的财富是由拥有“羊肉”的人创造的。谁有肉，谁就是爷。后来才明白，那个能把散落在各处的“菜”、“酒”、“丸子”、“羊肉”整合到一口锅里的人，才是真正的爷。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讲：“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为什么？因为农业和手工业是在生产“物”，而商业是在组织“物”的流通，是在更高维度上调配资源。
其实，历史上那些所谓“做局”的人，并不都是奸诈之徒，更多是有为之士。只不过“组局”这个词，被市井间给污名化了。
《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是一个经典的“局”。晁盖、吴用等七人，扮作贩枣子的客商，白胜扮作卖酒的汉子，在黄泥冈上，用一桶下了蒙汗药的酒，把杨志一行十五个人放倒，劫走了十万贯金珠宝贝。后人读到这里，都夸吴用智谋过人。可你想过没有，这个“局”的魂是什么？是那桶酒吗？是那蒙汗药吗？都不是。
没有吴用的计谋，这事儿成不了型；没有刘唐的报信、三阮的配合、白胜的演技，这事儿也落不了地。可是没有晁盖的声望、家财和组局，这七个人根本就凑不到一起，所以晁盖上梁山以后就是大哥。
社会上的成功者，不是有羊肉的人，而是善于组局的人。
首先，你要有主观能动性。天冷想吃火锅，这念头人人都有，但多数人想到的是出门去买，或者干脆不吃。只有A，想到了用别人的腿、别人的钱，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种把“我想”变成“我们想”的能力，是一切事业的原点。
其次，你要有人脉，更要有识人的眼光。你打电话给B，知道B会带菜；打电话给C，知道C会带酒。你不能打给一个从不买菜的人让他带菜，也不能打给一个滴酒不沾的人让他带酒。这就叫知人善任。
再次，你要有说服能力。B为什么愿意带菜？因为在A的描述里，那已经不是普通的菜了，而是一顿热气腾腾的、朋友欢聚的火锅的一部分。A把一件跑腿的苦差事，包装成了一个共享欢乐的机会。这就是领导者的语言艺术。
当然，组局还有最重要的一环：承担风险。
A在家里坐等，万一F的羊肉不来了，怎么办？万一B的菜忘了买，怎么办？这顿饭还吃不吃了？A的选择是，他不去赌每个人都会履约，他赌的是自己有能力兜底。如果羊肉不来，他可能就得翻箱倒柜找两根火腿肠，或者硬着头皮说“吃肉不如吃鲜，咱今天吃素”。总之，局已经支起来了，锅已经烧开了，无论如何，这顿饭得吃下去，不能让在座的各位饿着。
这就是组织者的担当。
所以，下次再听说有人空手套白狼，先别急着撇嘴。也许你遇见的，不是一个骗子，而是一个未来的企业家。他缺的只是一口锅，和一点把人凑在一起的智慧。正如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A来说，那个诗意的世界，就是在这寒冷的冬日，用四个电话，变出一锅热气腾腾的、众筹来的火锅。
这世上的事，往往如此：你以为人家在骗吃骗喝，其实人家在运筹帷幄。
火锅局里藏着现代商业的秘密。
那些被称为“企业家”的人，干的其实就是A的活。马云创建阿里巴巴的时候，他有什么？他只有一锅开水——一个“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想法。然后他开始打电话：打给那些有技术的，打给那些有资金的，打给那些有货要卖的，打给那些想买东西的。十八个人凑在一起，凑出了后来的阿里帝国。
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把投机取巧美化成组织领导力。那个A明明什么都没出，凭什么坐享其成？
这个质疑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才算“出”，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劳动才算“贡献”。种地的比卖粮食的辛苦，卖粮食的比开饭店的辛苦，开饭店的比搞金融的辛苦。这个观念来自农业社会，在那个时代确实成立——因为那时候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而土地是看得见的。
但现代商业社会不是这样运转的。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创新”，他说创新不是发明，而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把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起来。那个组局的人，就是干这个的。他没有发明羊肉，没有发明啤酒，没有发明火锅，但他把这几样东西组合到一起，创造了“吃火锅”这个新场景。这就是创新，这就是价值创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讲分工带来效率提升，但他也承认，分工的前提是有人把不同分工的人组织起来。没有那个组织者，再细的分工也是散的。火锅局里的A，就是这个组织者。
这些年我观察过一个现象：很多人一辈子都困在“我有什么”的思维里。我有技术，我就只能这个技术吃饭。他们把人生过成了一场“有什么吃什么”的被动宴席。
但那些走得远的人，想的是另一件事——“我想组什么局”。这个思维转换，决定了人生的分岔路。前者永远在等机会，后者永远在创造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