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这个电影很久了，看的时候感触很深，当时就决定要写一篇观后感，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耽误了还是遗忘了。当时没有写，今天就写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也顺便回味一遍剧情。

影片讲述了一个12岁黎巴嫩男孩赞恩的辛酸故事，他出生于首都贝鲁特的贫民窟中，多年来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七口人一起挤在一个破旧的阁楼里。赞恩和弟弟妹妹们从未上过学，每天除了打零工和贩卖手工果汁外，还不时受到父母的辱骂和殴打。

赞恩经历生活的磨难，在想要逃离这个国家时，却发现原来自己的存在不具有“合法性”。这些孩子都没有能证明自己存在合法性的出生证明或身份证件，这对糟糕的父母甚至也不清楚他们的确切出生日期。

而被父母卖掉的妹妹萨哈惨死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赞恩因为故意伤人入了狱。母亲在狱中告诉赞恩他又要当哥哥了，而他们打算把新的孩子取名叫萨哈，这显然是一个让赞恩更感到绝望的消息。

在绝望中，他将父母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们生下了他。他们给了他生命，却没能够好好地抚养他，没能给他应有的教育、健康和爱。

他们将未满12岁的萨哈强行卖给了中年商贩为妻，就此断送了萨哈短暂的一生，也让怒不可遏的赞恩坚定了离家的决心。

当母亲拦住想要追上去的赞恩，父亲对赞恩拳打脚踢之余一把将萨哈放到摩托后座上疾驰而去，他们口口声声说着“为你好”，是否真的就是“为你好”了呢？也许私心里确实有爱的成分，但口袋里肮脏的钞票却是最赤裸的嘲讽。

以“爱”为借口的暴力，往往由于理由的“正当性”而让施暴者得以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愈加地肆无忌惮。因而也显得更加残酷，受害者同时承受着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压迫，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勇敢地反抗，而更多的是习惯了这样的“棍棒教育”，逐渐变得逆来顺受。

赞恩是勇敢的。

他逃离了原本的生活后又遇到了一对没有合法身份的母子，相互扶持勉强生活。当这对难民母子中的母亲Rahil被拘留后，赞恩带着尚年幼的约纳斯一边寻找Rahil一边维持生活。而最后他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照顾一个孩子是需要担起莫大的责任的。

于是他将约纳斯交给了承诺会好好照顾他的人，换来了他急需的一笔钱。但这时候的他没有想到那个承诺的人其实是个臭名昭著的人贩子；更不会想到他此时此刻的行为，其实和他的父母卖掉萨哈别无二致。直到在监狱里重遇Rahil，赞恩才意识到这一点。

有时候，看似善意的“为你好”，却恰恰是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刺刀。

在法庭上，面对赞恩的控诉，他的父母激动地辩解道：“我们生你养你，你却将我们告上法庭？你有什么权利批评我？你有我这种处境吗？”

但正是因为曾经处于这样的处境里，赞恩才会明白养育一个孩子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才会对他的父母漠视儿童人权的行为加以控告。他的父母曾经也是和他一样天生注定要受尽苦难的孩子，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又将苦难传递给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赞恩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更不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带着苦难降生，于是，便有了从影片开头以双线叙述贯穿至结尾的这场诉讼。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赞恩说道。

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挣扎成长

黎巴嫩拥有23.2%的难民占比，是世界上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

过去宽松开放的收容政策与后来收紧的难民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过去遗留的问题发展到如今已变得更加棘手。

在这里，女性压迫、拐卖儿童是理所应当；由于交不起居留许可的费用，难民多为黑户，只能夹缝中生存；没有登记在难民署的难民还需要黎巴嫩籍的担保人，这给了他们有机可乘的机会，担保人开出高昂的担保费用，以此谋取利益；阶层固化，富人与贫民之间永远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个社会无疑是畸形生长的。

不足12岁的萨哈被父母卖给商贩为妻，并在三个月后因为怀孕死去，这在我们看来是件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商贩却在法庭上说：“我们这里的人一向如此。”

“身份”的束缚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密不透风的，困住了这个畸形社会里的底层民众的自由。

主角赞恩也是其中之一。没有身份，没有归属，无处可去，无以为家。这个畸形的社会远比我们想象中要荒谬得多。

正如影片的导演娜丁·拉巴基所说：“我们建立起这套系统和规则：一个小孩的存不存在完全要看他/她有没有一纸登记文书，这是一件荒谬的事。他们怎么可能不存在呢？他们就在这里。”

《何以为家》的导演娜丁·拉巴基坚持尽量地还原真实，在现实与电影之间搭建了一座奇妙的桥梁，让人们得以透过镜头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真实。

在影片之外，赞恩因电影得到了移民挪威的机会，开始接受教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现实中的挪威仿佛就是影片里的瑞典，是在梦里的伊甸园。尽管现实里成千上万在畸形社会里挣扎成长的难民中，能得到安置的只有不到1%。

看完影片之后，感慨别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又不得不感叹自己生在了一个和平的国家，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