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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那所坐北朝南的老屋,天井总在正午时分盛满清亮的阳光,石板上的青苔在阳光的折射下,显得格外碧绿。外婆坐在门前的竹椅上,低头纳着鞋底,线绳子穿过鞋底子的扑簌声,混着灶间飘来的柴火香,是刻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年轮。
外婆走的那年七十一岁,算起来正是1992 年,而 1921 年出生的她,把大半个世纪的风雨都缝进了岁月的针脚里。
她总爱摩挲着我课本上的字说:“这本子上的字看着就喜庆,可惜我是睁眼瞎,一个都不认识。”说这话时,她眼角的余光总会瞟向厅堂,那边的藤椅上,坐着比她年长六岁的外公,正在那里看报,深蓝色的中山装,领口、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
外公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后来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几次家。回到家里,连扫把倒在地上,他都懒得扶一下,田埂上的杂草长到半人高,他也未必能分出五谷。三个女儿的衣物浆洗、油盐柴米,全靠外婆一手打理。或许是年龄的差距,外公总带着几分长兄般的威严,而她也习惯了默默操持,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婆的身影似乎永远与土地相连。天刚蒙蒙亮,她就扛着锄头往地里去,露水打湿裤脚,朝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田地里,菜园里,忙碌不停,她常说“人勤地不懒”。
她手里的活计好像从没停过。每次收工回家时,她的竹篮里总会躺着些意外收获--几颗野草莓,一把马齿苋,那是她在田埂边捡到的,要带回家给孩子当玩意儿。
她的脚掌宽大厚实,走在路上稳稳当当,不像村里有些老太太那样迈着颤颤巍巍的细碎步子,母亲说那是因为她打小就没裹过脚,那应该是外婆娘家最开明的决定。
老屋的灶房挨着天井东角,烟囱里飘出的油烟总带着诱人的香气。外婆的灶台上,那口铁锅烧得乌黑发亮,炒出的笋干烧肉能香透整条巷子。每次当外婆切蒸好的腊肠时,我总是眼巴巴地盯着案板,外婆瞥见我的神情,总是笑着将没切完的一小节递给我,我高兴地接过飞奔而去。
端午包粽子时,她总在大门前天井边支起木盆,泡得发胀的糯米混着粽叶的清香,手指翻飞间就裹出棱角分明的三角粽,碱水的清苦里裹着红豆的甜,是我童年最馋的味道。
端午前几日,堂屋的八仙桌上总会摊开五颜六色的碎布。外婆戴着老花镜,把红布剪成雄鸡的冠子,黄布裁成猴子的尾巴,手指捏着银针在布面上翻飞,转眼就缝出圆滚滚的身子。赣南客家人的端午,总少不了这些香囊,她做的雄鸡香包最是神气,鸡眼用黑珠子钉着,翅膀上还绣着锯齿状的花纹,往我的胸前一挂,连走路时都感觉自己带着昂首挺胸的架势。
她做香包的五色线总缠在竹制的线板上,黑、白、红、青、黄五种颜色绕得整整齐齐。给我挂香包时,总要编根五彩绳系在脖颈上,绳结打得又牢又巧,说是能锁住福气。有次我嫌绳子勒得慌,偷偷解开扔进灶膛,被她发现后没有数落我,只是重新编了根更软的,边编边说:“五彩线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能防五毒呢。”我没事总爱扒开香囊的口子往里瞧,看那些细艾草、薄荷、丁香,仿佛藏着什么神奇的魔法。
夏夜纳凉时,她的竹笸箩里总躺着未完工的布鞋。煤油灯的光晕里,她捏着银针在红布上穿梭,针脚密得能兜住流萤的微光。转眼就在鞋头绣出两只圆鼓鼓的虎眼,黑丝线勾出的瞳仁里,竟像是藏着真的虎气。
外婆的心肠软得像棉花。村里的路坑坑洼洼,她每次走过都要弯腰捡块石头填上,村口两口潭中间的小道,那是人们通往村外的必经之路,每逢下雨总是被冲出沟壑,她每次路过都要用镰铲填平,说是“免得老人家摔着”。村里东家要帮忙,她放下自己的活计先去帮忙,西家的孩子没人带,她就接回家一起吃饭。村里人见了她,老远就喊“阿嫂”,语气里满是敬重。
我曾在老樟木箱底见过她少女时的女红,一块月白色的绸缎上绣着衔泥的燕子,针脚细密得能数出每片羽毛的纹路。母亲说,外婆是大户人家的幺女,女红功夫扎实着呢,只可惜,太外婆重男轻女,总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不然,外婆应该读了书的。
1938 年日本兵打到村里时,她正怀着二姨,大姨那时刚会蹒跚走路。那天清晨,村口突然传来枪声,她来不及穿鞋,赤着脚抱起大姨跟着人群就往外跑。跑到村后的河边乘着渡船过河,混乱中,下船时被逃难的人群挤入河中,冰冷的河水瞬间漫过胸口,自己呛了好几口浑浊的河水。已经上岸的大姨被吓得大哭,亏得有个人扯了她一把,才在湍急的水流里站稳脚跟,爬了上来。后来她总说,那天怀里像揣着团火,再冷的河水都挡不住护着孩子的热乎劲。
母亲说最苦的是1960 年,村头的树叶都被捋光了。饿得浮肿的外婆还得挺着饥饿去参加生产队劳动,总是将一点可怜的粮食带回来给自己的女儿吃。自己却偷偷吃野菜汤,外公寄来的汇款单被她压在箱底,舍不得兑成现钱,说要留着盖新房。
盖新房是外婆一直藏在心里的念想。她总说老屋的夯土墙不好,一到下雨还漏水,要盖座青砖瓦房才像样。那些年她带着年幼的母亲,在田埂上拾别人丢弃的碎砖,在河滩里捡能垒墙的鹅卵石,堆在老屋院中,像座慢慢长高的小山。她给母亲编了小竹筐,母女俩走在夕阳里,影子被拉得老长。
外公来信总劝她别折腾,她却每次都把信叠得整整齐齐放好,继续往墙角堆砖。直到那些碎砖被风雨侵蚀得发酥,她也没能如愿。
村里的人都爱往她家跑,连青石巷的路都被踩得格外光滑。张家媳妇要给新生儿做肚兜,她总能从樟木箱底翻出压了多年的彩线,孔雀蓝配着石榴红,绣出的莲花能招来蝴蝶。李家婆婆要做寿衣,她就着煤油灯绣到后半夜,金线盘出的寿字在月光下闪着柔光。有人拎着鸡蛋来道谢,她总要往人兜里塞把炒花生:“乡里乡亲的,客气啥。”家里人从外面寄回的那年月难得一见的点心,她也总是分给村里的孩子们,自己只尝一小口。
那年我出水痘,浑身烧得滚烫。外婆背着我往返几十里山路去看医生。回到家整夜坐在床边给我扇扇子。迷迷糊糊间,我仿佛看见一黑一白两个人朝我走来,突然一个激灵,我醒过来了,看见她抱着我坐在床上,手上用一根银簪沾着清水,轻轻点在我的额头上,嘴里哼着不知名的调子,这一幕我至今难忘。
外婆很少说起往事,只偶尔在做针线活的间隙,我坐在一旁好奇的追问下,会漏出一两句。她说起这些时语气平淡,手中的针却一刻不停,仿佛那些岁月中的苦楚都已被缝进了密密麻麻的针脚里,再掀不起波澜。
她不懂得“惯看秋月春风” 这样的词句,却用一辈子活出了一份通透。春播时她弯腰忙碌的身影,秋收后坐在门口石凳旁纳鞋底的模样,都像极了村口那棵老树,树皮上刻着几十年的风雨,枝桠却总能在春天准时抽出新绿。
外公比她先走了五年。那年的葬礼上,外婆没哭,只是把外公生前常读的书收进木箱放上阁楼。之后的日子,她还是照样下地干活,只是厅堂的藤椅上,再没有了那个读书的身影。
五年后,外婆辞世。她走得很快,脑溢血,从倒下到离去,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让在外地工作的亲人们都猝不及防,来不及见上最后一面。
如今每当秋风穿过窗棂,我总会想起她坐在天井旁做针线活的样子。银针在布面上翻飞,像在书写一封寄往岁月深处的信。那些不识字的时光,反而让她更懂得用心灵与世界对话。就像她绣过的那些花,从未被文字描述,却在无数人的记忆里,永远开得鲜活。
我又做梦了,我梦见自己坐在外婆常坐的竹椅上,恍惚间又听见她手里的银针穿过布面的簌簌声。这指尖的彩线仿佛穿过时光,在岁月的布面上,绣出了整个春天。而那座没能盖起来的青砖房,或许早已在她心里,立成了最坚固的模样。
作者按:转眼农历七月十五,又是一年中元来临,谨以此文,遥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