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63天《尽心上 凡四十六章》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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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字词注释
［1］佚：安逸。
译文参考
孟子说：“从为百姓寻求安逸的宗旨出发而役使百姓，百姓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从为百姓寻求生路的宗旨出发，即使不得已杀死犯罪的百姓，那被杀的人也不会怨恨。”
核心内容解读
在战国时代的烽火硝烟中，当各国君主热衷于富国强兵之术，孟子却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政治命题：“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佚道使民”与“生道杀民”中的治理智慧，揭示了权力运作中目的与手段、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深刻辩证关系。
“佚道使民”指向的是日常治理的智慧。所谓“佚道”，即让百姓安居乐业之道。当政府的一切劳役征发、政策推行，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民众的长远福祉，那么即使过程艰辛，人民也不会怨恨。这背后蕴含的是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谋利的基础上。孟子曾言：“得其心，斯得民矣”，得民心的关键不在于高压控制，而在于让民众真切感受到治理者是在为他们谋福利。修建水利、戍守边疆这些看似繁重的公共事务，如果确实是为了保障集体的安全与繁荣，民众自会理解并支持。
而“生道杀民”则触及了政治中最艰难的抉择。在理想状态下，政治应当护卫生命，但在某些极端情境下，为了更大的生命价值或群体生存，却不得不采取导致部分人死亡的措施。战争中的士兵牺牲、惩治罪大恶极者以维护社会秩序，这些都属于“生道杀民”的范畴。这里的“生”不是个体生命，而是集体生命、道德生命或民族生命。孟子并非轻忽个体生命价值，而是在特定情境下承认了集体理性与个体生命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与孟子几乎同时代的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是“以刑去刑”的法治路线，主张通过严酷刑罚建立秩序。在法家看来，民众是治理的客体而非目的，权力运作无需考虑民众的情感反应。而孟子则坚持权力的道德维度，强调政治行为必须获得民众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与老子“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相比，孟子并不排斥积极的治理行为，但他要求这些行为必须符合“佚道”与“生道”的价值导向。
这种治理智慧的核心在于动机与结果的统一。在孟子看来，政治行为的道德评价不仅看结果，更要审视动机。同样是使民劳累，如果动机是君主个人享乐，那就是暴政；如果动机是民众长远利益，就是仁政。同样是导致死亡，如果是为了维护正义和秩序，就不同于滥杀无辜。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儒家评价政治人物的关键标准。三国时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治蜀虽严，但民众无怨，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皆出于公心，符合“佚道”与“生道”的精神。
孟子的这一命题对现代治理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在当代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同样面临如何获得民众理解与支持的挑战。无论是公共卫生措施、环境保护政策，还是国家安全决策，只有让民众感受到这些措施本质上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才能获得广泛认同。同时，“生道杀民”的思想也引发我们对集体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平衡的思考，如何在维护公共福祉的同时尊重个体价值，始终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孟子的智慧提醒我们，政治的本质不仅仅是权力的运作，更是道德的实践。真正的治理艺术，在于使权力的行使既符合理性要求，又获得情感认同；既实现集体目标，又尊重个体价值。在任何一个时代，这种平衡都是优良政治生活的基石，也是领导者智慧的试金石。当权力以仁爱为底色，以民本为导向，即使过程中有劳苦甚至牺牲，民众也能理解并接受，因为这背后是对他们根本福祉的真诚关切。
背景知识介绍
思想文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根”和“魂”（节选一）
人本：历代治国理政的底色
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视域下，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又追求天人和谐。与世界其他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具觉悟特质的文化。这种觉悟特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命运建立在人自己奋斗的基点之上，而不是外部神秘力量。由神本转向人本，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突出特征。这就决定了历朝历代与世界文明中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走着不同治国的路径。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借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人文精神，创造了西方的人文精神。而中国，在西周时期人本从神本中剥离出来，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人文精神，这比西方早了2000年左右。中华文化以人本主义为特征，这与西方文化存在非常大的区别。
其一，提供个人道德境界不断提升的路径。中华民族遇到问题，是基于自己的力量去迎接挑战，解决困难。例如，历史上的大禹治水、燧木取火、愚公移山。也就是说，中国先人主张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主张自助者天助，主张厚德才能载物，所以特别强调人自身的努力，也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在中华文化的三个主体儒释道的根本处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兽之别是中国古代先人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人兽之别的重要区别就是人具有伦理道德及不断的提升。这在《礼记》《孟子》《荀子》等经典中有着生动详细的记载。例如，孟子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伦理道德最初将人和兽区别开来，但中国文化远没有到此止步，而是继续提升，由“明德”走向“至善”。由此，个人的道德修养、人生境界日新月异，从凡尘俗子，进步为君子，从君子进步为大德，从大德进步为圣贤。很明显，从人兽之别到大德圣贤提升的过程中，道德是轴心，道德境界的不断提升是自我反省、自我进步的阶梯。例如，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再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道家经典《太上感应篇》言：“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等等。由此，看出中国文化对于生命、德行等的追求都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之上，而非外在神秘的力量。今天，人们仍对儒释道中的精华多有误解，乃至当成“封建迷信”。这值得注意，应深入内里，辩证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由此，中国文化解决了人兽之别，以及人之道德层次不断提升和超越的问题。尽管世界各大文明中都注意到道德伦理问题，但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伦理更为系统、精细、究竟。因而，引起了其他国家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例如，黑格尔曾言：“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随着当今世界人的物化问题日益严重，中国文化中的诸多道德、伦理、价值的具体思想和观念，必将有益于世人。
其二，确立了个人、家庭、群体、国家、天下互为成就的路径。如果仅仅只是个人道德的成功，远不能说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除上述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外，它还由己及人，乃至家、国、天下。
第一，由己及人。也就是还要确确实实引导、育化、成就他人。即《论语·雍也》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第二，由己到家、国、天下。这也就是《大学》所彰显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三，相反相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值得注意的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双向的，不但相辅相成，而且相反相成。也就是自己不成功，出了问题，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就要反躬自省，不怨天尤人，不一味向外部寻求解决之道。这是除了伦理、道德、价值之外，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一个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和启示，尤其是对当今过于注重物质追求的人们和社会。
其三，成就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都离不开拼搏和进取的精神，但“自强不息”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有自己独特的内涵。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内涵，才成为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识之一。在中华文化中，“自强不息”强调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困难、济世化人，实现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也就是强调把修齐治平建立在自己的基点之上，而不是依靠什么外在神秘的力量。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的一个根本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内涵，“自强不息”才成为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识之一。
“自强不息”不仅是个人的高贵品质，而且与济世救民、安邦定国、天下太平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为了崇高的家国使命而奋斗不息。这种崇高精神和责任担当从中国古代神话中已经彰显出来。例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无一不是如此。自此，自强不息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尤其是在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外敌入侵的困顿时期，更是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史上，尽管屡遭磨难，或天灾人祸，或外族入侵，但我们民族不屈不挠，奋斗不息，既建设了大好河山，又创造了灿烂文明。
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古至今，源远流长，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懈前行，战胜自我，战胜艰难困苦，战胜穷凶极恶的敌人。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自强不息内化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近代以来，自强不息精神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传承。正是由于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使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和亡国灭种的凶险一次次化解，最终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自强不息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彰显，在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中再次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历史表明，自强不息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得以绵延千载、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增强民族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这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发展。
参考资料
《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全二册）》，夏春涛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