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的治生论，是有他自己情况，从他自己角度，引起后世这么多讨论，是因为相当于批评“知识分子不劳动”，和孔孟说法相悖。
【“精神、道德、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王阳明说：“精神、道德、说话、行动，大多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乃至万物，都是如此。”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这叫致中和，如果不发出来，那不就保持“中”吗？王阳明第一次科举考试没考上，他说：“我不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而动心为耻。”他不动心，收敛，不发出来。
【问：“文中子是何人？”
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惜其早死！”
问：“如何却有‘续经’之非？”
曰：“‘续经’亦未可尽非。”
请问。良久曰：“更觉良工心独苦。”】
陆澄问：“王通是怎样的人？”
王阳明说：“王通也差不多算是‘具体而微’的人，可惜早死！”
“具体而微”，语出《孟子》，公孙丑问孟子论圣人：“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孔子弟子个个都学做圣人，但是学力不同，所得各异。比如子夏、子游得圣人的文学，子张得圣人的威仪，都有圣人的一部分。冉牛、闵子、颜渊呢，则气质不偏，义理完备，已经得到圣人的全体了，但是有自己的局限性，尚未广大，不能像圣人那样大而化之，无可限量。
所以王阳明把王通列入和颜渊并列，已具圣人之体，只是小一号。这是很高评价了。
陆澄问：“那他为什么会做出仿作经典这样的错事呢？”
王阳明回答说：“仿作经典也并不全错。”
陆澄接着问，为什么呢？
陆澄这问题，前面徐爱已经问过，并有详细记录讲解，我们这里就不重复讲了。王阳明大概也是反复回答同学们非议王通的问题，也不想多说了。良久，沉默了半天，也没再具体回答陆澄，只感慨了一句：“我更觉得他用心良苦！”
【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
许鲁斋，名字叫许衡，字仲平，号鲁斋，是元朝初年中国第一大儒，但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是当时中国的首席天文学家，为国家主持历法修订工作，在全国各地修建27所观测台，进行实地观测。制订了《授时历》。他用近世截元法代替了上元积年法，并推算出了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结论，比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数字只差26秒，比欧洲著名的《格列高利历》还要早三百年。
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做具体工作。许衡呢，他就是国之大器。大概因为他“器”，所以他提出了“治生论”：
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也。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
他的意思，学者不能光搞学问，而是首先要能自食其力，有一技之长，能自己养活自己。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那对学问也有干扰。比如那些走歪门邪道，或做了官却要贪污受贿的，都是因为穷孩子出身，穷怕了他就要贪啊。一般的士子呢，家里都有有田地，务农为生。如果没有田地，经商也可以，总之你要能自己挣钱。
许衡的说法，因他自己的情况，有他自己的角度，他是当世第一大儒，又是大科学家，看旁人儒家修养不怎么样，一技之长更是啥也没有，也是有感而发。
但是，这一番话成了著名的“治生论”，到今天还有不少论文争论，其“著名”的原因，是和孔孟的说法相悖，孔子说君子不器，在《孟子》里，对学者要不要“参加劳动，自食其力”，更有非常详细的讨论。孟子说，学者，或者说“管理者”，本身就是社会分工，君子治人，小人治于人，哪里需要人人都去搞劳动生产呢？不过这种对“知识分子不劳动”的批评，到咱们这个时代还有，也是一大弊病。
所以王阳明说：“许衡认为儒者应该以谋生为第一要务的说法，也是误人不浅！”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