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保存着那段岁月的痕迹。我八岁那年，村里还很穷，家家户户住的还是土坯房，收入水平也很低。我还记得，那时候父母给的零花钱都是一分一分的，一分钱能买10颗所谓的“日本豆”。有一次，母亲给我十元钱，让我去代销点买些吃的。卖东西的人一看这个面值，还以为是我偷拿了家里的钱，愣是不卖给我。
那是一段艰难而刻骨铭心的岁月，虽然日子苦涩，却分外童真。直到那个炎热的夏季，村子里来了一位走村串巷的补鞋匠。他五十出头，戴着一顶蓝色解放帽，满脸沧桑，骑着自行车，载着一个木头做的工具箱，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岔路口停下来。人们便拿着自家破了不能穿的鞋子，走到他的木箱旁，让他帮忙修理修理再穿用。
他在忙碌着，补着鞋子。因为那一块都是我家的宅基地，当时还未盖上房子，我们一群孩子就在一旁玩，不亦乐乎。这本该是一副十分和谐的画面，直到中午时分，母亲喊我回去吃饭，补鞋匠却突然喊住我和母亲。他说，自己放在箱子里的五分钱不见了，问是不是我拿的。
我愣了，我小时性格便老实，父母也经常教育我和妹妹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能拿。我怎会去拿他的钱？
但在一群孩子中间，我年龄最大，个子最高，他不知道哪来的理由说，肯定是我们几个中间有人拿了，言外之意就是我拿的。
我家那时着实贫穷，连堂屋都没有，一家五口挤在两间东屋里，一个房间还放着粮食杂物。农村的家长里短，对贫穷的指指点点，本就让一家人倍感压力。眼看周围聚的人越来越多，补鞋匠的笃定，一下子激起了母亲的怒火。她问我：“你到底拿了没？”
我说：“没有。”
如果此时补鞋匠不再言语，或许母亲的怒火会慢慢平息。谁想到，他又加了一句：“我明明放在这儿的，没拿怎么就不见了。”
其意更加明了，他认定是我“偷”了他的五分钱。
母亲从一旁抽出一根烟叶杆。那时我们那儿是烟草种植之乡，这东西随处可见，不是很结实，打在身上却一点儿都不轻。母亲拿着烟叶杆就打，我性子虽老实，却遗传了父辈的倔脾气。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任烟叶杆落在身上，忍着一滴眼泪未掉。
旁边的大娘看到了，喊我：“你妈打你，你快跑啊！”
我不能跑，一跑这事儿就坐实了。母亲打我，我两眼瞪着那个补鞋匠。他讪讪地在一旁说，别打了，不就五分钱吗，别把孩子打坏了。
这话让母亲更怒，我更觉委屈，终于哭出声来。
后来，补鞋匠的钱找到了，就在他的木箱里。木箱里有好多个格格，他修鞋的时候找工具把钱扒拉到了别的地方。我的冤屈洗清了，他却没有一句道歉，母亲大骂了他一顿，引得更多人看。他自知理亏，收拾收拾东西，灰溜溜地走了。
母亲拉着我的手，眼里噙着泪，在众人的目送中，往家走。
这是我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个冤屈我的人，让我八岁那年的所有事情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却对他依旧无法释怀的人。一个年迈的补鞋匠，脸上布满沧桑，流露的却不是和善，而是无中生有的恶意猜测和污蔑。
那个冤屈我的人，我曾心中希望你过得不好。直到现在，中间已经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冤屈，都不及那时受的伤。因为你伤的是一个孩子，冤屈的是一个曾经困顿不堪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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