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晚年具有代表性的杰作，完成于1862年。小说写成后，用9种文字同时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版，受到进步作家们的热情赞赏，被誉为“社会的史诗”。
我国作家茅盾把它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说它“有《战争与和平》那样伟大的气魄，那样多方面的生活描写，那样多的篇幅。” 《悲惨世界》结构庞大，气势磅礴，100多万言。共分5部：第一部芳汀，第二部珂赛特，第三部马利尤斯，第四部布留墨街的恋歌与圣丹尼斯街的史诗，第五部冉阿让。五部各有独立故事，枝叶繁复，但又都以主人公冉阿让的活动为主线，穿联为一个整体。小说叙述失业工人冉阿让，在1795年冬季的一天，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捕入狱，判处5年苦役，几次越狱失败，加重判刑，共19年。1815年出狱后，在卞福汝主教仁爱精神的感化下，变成一个努力为善的人。
总体上说，在小说情节描写过程中，雨果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深切同情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愤怒揭发资产阶级法律的残酷和虚伪，热情歌颂共和主义者的英勇斗争，提出了用“仁爱”改造社会的药方。 同雨果的许多作品一样，《悲惨世界》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运用了对照原则。如，卞福汝主教是“仁爱”理想的化身。冉阿让在他的感化之下，也以“仁爱”对待一切人，有许多善举和英雄行为。他们两人都是“善”、“美”、“崇高”的体现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雨果的创作道路体现了西欧文学从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过渡。
在结构安排上，小说以冉阿让的改“恶”从“善”为主线，中间穿插许多小故事（如芳汀的悲惨故事、珂赛特的备受虐待，马利尤斯与珂赛特的恋爱故事等），连缀起来，铺排开来，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戏剧效果。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进一步确立与巩固，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随着唯物主义在哲学斗争中的进一步胜利，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作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的雨果，和当时许多进步作家一样，从40年代起，“不得不用冷静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共产党宣言》），不得不冷静地评价资产阶级统治所带来的一切。
通过这种直抒胸臆式的、政论式的议论，雨果把小说变成了讲坛，在感情上影响着读者，使之接受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