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的时候问起小姑娘今天看的电视。她最近在看一个介绍动物的科教类动画片，太太故而问她：“今天你看到了什么动物啊？”
“Do you know there are mammals that lay eggs?”（你知道有些哺乳动物会生蛋吗？）小姑娘兴奋地反问。
“什么？生蛋的哺乳动物？”我摇摇头。
“你看，”太太说，“你把爸爸都考倒了。我也不知道。”
上网查了才知道，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鸭嘴兽是一种卵生的哺乳动物，是爬行动物向哺乳动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没有完全进化的物种。小姑娘看书看电视，我们也跟着学到新知识。
新的知识不断被创造出来，学习也就不能断。个人如此，社会也是一样。就像鸭嘴兽，当初发现它的人把它绘成图像，制成标本送去英国给科学家研究，科学家却以为是有人开玩笑，把鸭嘴粘在了河狸身上。而现在，新冠病毒也是全新的，人们试图用旧有的知识框架去理解它，但终究还有很多未知。
困难就在于当未知还多于已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依赖盲人摸象的本事去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比如封城，比如复工。从封城到复工，这期间一直有一个观点几次被提出几次被讨论，这就是所谓“群体免疫”。
乍一听，“群体免疫”似乎可以跟草菅人命划等号，但是细细想一想，问题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病毒与细菌不同，它不是细胞，无法自己繁殖和复制，必须在宿主细胞里面才能复制自己。这一区别决定了抗生素只能杀死细菌而对病毒无效，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有效杀死病毒而又不伤害宿主细胞的方法。
由于这个原因，人类对付病毒的唯一办法是依靠自身免疫力产生抗体。抗体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是自然形成，也就是人感染了病毒，免疫系统起了作用，产生了抗体。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发展出了或轻或重的症状，有的人则完全没有症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免疫系统没能及时有效地起作用，症状就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而病人可能就失去生命了。
安全产生抗体的方法是接种疫苗。疫苗的本质就是把一个致病微生物主动引入到人体内部，当然这个微生物是经过人为加工的，破坏了其引起疾病的部分，而保留了它能够激起人体免疫系统生产抗体的结构。
所谓“群体免疫”就是让大多数人都产生抗体。由于病毒没有细胞，离开宿主以后无法像细菌一样独立生存和自我复制。当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有了抗体，病毒没了宿主就无法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曾经威胁人类健康的病毒都是因为有了“群体免疫”才消失的，区别只在于是通过自然感染还是通过接种疫苗来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所以说“群体免疫”并不是无稽之谈。
引起争议的“群体免疫”是试图通过自然感染的方法来使得大多数人产生抗体。在疫情爆发之初，欧洲最先提出这个论调。之所以有这样的设想是基于当时科学家们对新冠病毒的几点认识。第一个认识是这种病毒致死率很低，除了少数本身有严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多数人感染病毒的后果跟得一场感冒差不多，因此通过自然感染得到抗体的做法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第二个认识是当时已经有研究发现这个病毒能够存活的环境温度比人们原先以为的要高，因此它不会在夏季来临之后自动消失。基于这个认识，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在疫苗和特效药物出现之前人类将会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既然要长期共存，就不可能长期封城，那样的话没等病死先就饿死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就是特效药和疫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发出来。尽管这不是人们喜欢听到的观点，但这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得到的判断。非典过去13年了，艾滋病出现快40年了，到现在既没有研究出疫苗，也没有经济高效的药物。
正是出于这几点认识，部分科学家认为应该通过自然感染的途径尽快让大家产生抗体。由于呼吸道疾病患者冬季死亡率远高于夏季，“群体免疫”的策略就希望打一个时间差，趁着气温逐渐升高尽快让大家都产生抗体，这样在下一个冬天高危季节来临之时病毒就不会再次肆虐了。
这样梳理一下“群体免疫”的逻辑，就会发现这是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之上提出的一个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对策。那么后来为什么多数国家都没有采取“群体免疫”的策略而是用了封城等积极措施去应对呢？这就是在未知多于已知的情况下做决策的取舍。
“群体免疫”的逻辑能够成立，建立在前面三点认知的基础上，但这三点是在仓促之下通过对一个较小样本的观察得出的临时结论，从科学意义上讲属于未经大量数据充分证明的假设条件。而一旦假设条件错了，将可能引发无法承受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决策者选择了宁可预防过度而不愿一招出错满盘皆输。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决策过程。
两三个月之后来反观这三个假设，后两条现在仍然成立。虽然时不时听到疫苗研发的进展，但主流科学家和公共卫生部门均认为靠谱的疫苗最快要明年才能出来。而新冠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是共识，中外科学家都认可。
而这三个假设中的第一个，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由于各国的统计口径不同，死亡率还难有定论，但显然比初期人们估计的要高。另外，虽然老年人死亡率偏高，但也有相当数量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染病逝世。也就是说，相对“低危”的人群所面临的风险也很高，这就使得疫情防控必须是全方位的而不能仅仅针对某个高危人群。
这样一来，“群体免疫”就会变成极不人道的“自然选择”，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无法承受的。这是“群体免疫”不可行的根本原因。
然而，欧美各国全面封城快两个月了，再封下去经济代价也是无法承受的，因此重启已经有条件地开展起来了。这个时候，“群体免疫”的概念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在加拿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疫情最严重、感染最多、死亡最多、新增病例至今没有出现明显下降势头的魁北克省是最积极推动复工的一个省，省长提出快速全面复工推动“群体免疫”。听到这个说法，特鲁多总理和联邦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医生都明确表示反对。
一方面要复工，另一方面又要与病毒长期共存，还不能积极推动“群体免疫”，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复工之后、疫苗或特效药出现之前整个社会必须采用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方式来运作。比如2米社交距离很可能成为常态，不能有效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戴口罩也会成为常态。
相应的，对于社会来说，许多公共管理的政策都需要进行技术性调整。比如有城市规划部门在着手研究城市街道交通的重新布局，给行人更多空间以保持社交距离，增加自行车道以鼓励骑车减少公共交通的拥挤，等等。
19世纪全世界出现过很长时间的霍乱流行，这种水源传播的疾病在疫情过去之后引发了世界各地城市纷纷重新设计市政给排水基础设施。新冠是否也会对城市面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在短期内，让整个社会适应新冠新常态是逐步复工的先决条件，因此复工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激进如魁北克省长，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收回了自己的计划，大大推迟了复工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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