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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咖啡馆大家谈起要写谎言这个话题，我当时是热烈赞成的。我觉得我平时没有说过什么谎，对于谎言这件事情可是深恶痛绝的。这大概源于我从小对于人情世故的不屑。比如小的时候亲戚来我家串门，我妈妈明明不想留他们吃饭，可还是要客气地问一句。问一句还不够，如果对方说不要，还要推让三个回合。最终结果往往是亲戚不情愿地留下，我妈不情愿地去了厨房。自那时候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之后，一定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说这些“谎话”。在成长过程中，由于总是我非常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但没有得到父母的赞许，反而背上了“嘴不甜，不会来事儿”等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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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去医院看病。对于我来说，看小孩子们抽血时各种各样的哭总是有一种特别的乐趣。小孩子准备打针和打针的过程中，为了不让抽血室外面的人们误以为里面发生了虐童之类的惨剧，家长们口中总是吟唱着大同小异的咒语，比如“不疼不疼，一点儿都不疼”，或者“没事没事，阿姨就是看你胳膊一下”。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小嘴突然间哇地一声咧开，却只能无奈地在把自己送到刽子手前的爸妈们的怀抱里挣扎，我不禁想到，这会不会是他们第一次发现被父母欺骗了呢。

我爸爸跟我说过，在我小的时候，打针之前他总是告诉我：“有点疼，不过一下就好了。”这种诚实而又让小孩子有心理准备的做法据说很有效，不过看起来没有被大家所采用。当然啦，家长们“善意的谎言”各有各的理由，比如这是一种鼓励，或者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之类。

不管大人们出于何种理由——鼓励也好，阿Q疗法也好，在小孩子们心中，这就是欺骗了。打针疼不疼？疼！爸妈们在跟我说之前知道不知道打针会疼？他们知道！小孩子们想象不到大人的种种理由，会一心一意地认为这是一种有意地欺骗。所以大人们不该担心吗？他们精心为孩子打造的“美德乌托邦”就这样被自己轻易地打破了。在“不疼”这句话说出口之时，大人们已经准备要吞下撒谎的恶果了。孩子们会变得不再相信大人，会学着撒谎，会开始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这些正是大人们最不想看到的。

大人们不担心这件事也是有道理的，没人会因为大人对孩子撒了一个小谎就谴责他们。说不定这已经不是他们撒的一个谎了。其它的谎可能还有“妈妈工作忙，没时间陪你玩”，或者“你在幼儿园表现好我就带你去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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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想世俗的道德标准，对于撒谎本身并没有什么严厉的惩罚。惩罚是根据撒谎造成的结果定的，比如诈骗，比如出轨，比如更严重的会判三年以上，死刑以下包含死刑等等的犯罪。这些犯罪行为或多或少都包含了撒谎这件事作为犯罪的一环。如果撒谎本身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甚至初衷被大家理解为是好的，无论实际对被欺骗者的心理造成了多少的损害，群众们一般都是予以好评的。对于此类事情，有种标准评价，叫做“他也是为了你好”。

人与人的互相欺骗本来就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一环，对于好听的假话和难听的真话，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们管不肯撒谎，面对着选择不发一言的人叫木讷，而管说出难听的真话的人叫做情商低。

有的人甚至还有点享受撒谎这件事。为了光明正大地享受撒谎的乐趣，人类设置了很多游戏，比如德州扑克，比如狼人杀。在这些游戏中，人们要伪装自己的游戏手牌，并努力从他人的谎言中分辨他们手里的底牌。在这里，善于撒谎的人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会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赞赏。

这样看来，人类应该是乐于谎言存在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在于谎言有没有损害自己的利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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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大人们自己撒谎撒得不亦乐乎，却禁止孩子们撒谎呢？其实他们也不是禁止孩子们的一切谎言。如果孩子撒谎勇斗了坏人什么的，还是会被大人一通表扬聪明勇敢。如此，父母们的逻辑应该是，孩子可以撒谎，但绝不能是冲着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没有成年人的思维，不会觉得撒谎是因为“为了你好"什么的，那么孩子撒谎只能是因为损害了家长们的利益。这是不能忍的一件事情。这个利益可能是盘子被打碎了这种物质利益，也有可能是“我的孩子不是像我想象的一样是个脑袋聪明、心灵纯洁的十全十美的孩子了”这种心灵创伤。

人们假装对于谎言非常不愤这件事情才是最大的谎言本身。谎言可以是个中性词，它应该是个中性词。人们假装不在乎自己的利益。人们强行对它赋予了贬义词的含义，假装把它放在道德中，试图以此作为避免他人说谎的最后那道防线，以此来减少潜在的说谎者对于自身利益的伤害。于是，更聪明的那些人他们接着无畏地说着谎话，假装自己对他人的关心可以掩饰撒谎带来的负面道德评价，甚至掩饰撒谎对于被欺骗者的直接的利益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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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会在打针之前告诉他打针有点疼。不过关于撒谎，很有可能我还是会告诉他，撒谎是不好的。就像马克吐温说的，年轻人必须克制自己，不要去使用这项异乎寻常的技艺。而他自己，大概会像所有人一样，在长大的过程中慢慢发现这个奇妙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