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消息传来后，村里人都显得十分阔绰。讲话更有气度了，抽烟抽最贵的，下馆子也动辄上千。这成了我记忆中金牛村最后的繁荣景象。
一
2008年暑假的一个下午，父亲老早就从上工的地方回来，买了一袋熟羊肉，拎着一瓶从来舍不得买的酒，显得格外兴奋，见了母亲就说：“咱们村要拆迁了！ ”
拆迁是村民们最大的期待。在这些苦了大半辈子的劳动者看来，拆迁就意味着，能拿到不少存款，不再需要辛苦的劳作，就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
父亲也不例外。
金牛村位于西南边陲一座省城东区，向东三公里是火车站，向西两公里是东三环，村北部附近的地铁三号线正在规划中，是很多人眼里迟早要拆的“要地”。因为城市扩建，村南及村西半公里以外的农田、溪流、树荫，早在十几年前就被一栋栋高楼所取代。唯独金牛村的景貌，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未变。
村西口左拐，顺着一条水泥路向南走五百米，是一座大型水果批发市场，旁边挨着一座农贸市场，几家物流园，每天聚集了从四面八方驶来拉货的货车。到那儿给人卸货和装货，也就成了村里一半以上的壮年人的工作。
大多人村民在村子周边做装卸工，开小超市，开小餐馆，摆水果摊为生。也有许多妇女在村西口的水泥街道上，推着个带轮子的大炉，烤着烧洋芋及红番薯，来回叫卖。
还有许多村民，买辆面包车或摩托车跑黑车，和交警打着游击战。夏天时，把车内第二、三排的座位拆卸掉，像小货车一样，拉着满满一车水果，开到不远处的闹市区叫卖，经常到深夜才回家。
父亲则是每天出没在水果批发市场周围的一名装卸货工。父亲在90年代初曾当过代课教师，后来因为体制改革，没考进编制。被下岗后的十几年里，开过五金店，也卖过油漆，捣腾过不少小生意。近些年来生意不好做，又自认为缺乏生意头脑，就留下一个二十平米的五金店让母亲守着，加入了村中的装卸工大军。
干装卸工是个苦差事。上百斤的货物，直接用胳膊从地上揽起，甩在肩膀上或背在脊背上，往返于仓库与货车之间，一干就是一整天。
父亲大多时日都是早出晚归。尤其到腊月年边，父亲经常晚上八九点钟跑回来，稀里哗啦地扒几口饭，有时热汗顺着鼻尖落到碗中都顾不及，饭未饱就扔下碗筷，急匆匆又去忙活到深夜。
住在我家不远处的李叔，和我爸是老死党。每天清晨天未亮，就会前来吆喝我爸，一起到村西口不远处的废弃轨道铁路上，等待着雇主招工。很多村民每天都坐在轨道旁，三两成群，围成一圈，在等待雇佣的期间，一起聊天抽烟，打发闲暇时光。
父亲工钱挣得多的日子，经常会到农贸市场上买一些卤肉、烤鸭或鱼，不忘带一瓶五六块的白酒，哼着老歌，有些摇头晃耳地走进院落。
这时，母亲会半高兴又佯装不高兴地接过父亲手中的东西，说：“少买这些浪费钱的菜，给娃儿留着当学费。”
父亲总会说：“娃儿爱吃，再说今天挣钱了，奢侈一下不行吗？”
母亲便不再说了，哼着小曲下了厨房。
但淡季时，有时一连几天，日过半晌都没被雇上，父亲就会悻悻地走回来，愁眉苦脸地咬着一根闷烟。父亲抽的烟，是90年代农村最流行的吉庆烟，两块钱一盒。
那时候的金牛村，生活虽不富裕，但到处能看得到人们有说有笑，相互寒暄，勤勤恳恳地劳作，是一个镶嵌在林立高楼中难得的幸福村。
有村民调侃，“这就叫穷，并快乐着。”
二
2006年后，紧挨着我们村的太平庄被拆迁后，陆续有勘探队到我们村里考察，金牛村和我家庭的平静就被打破了。
“咱们村要拆迁了！居委会的李支书说，市医院规划在我们村建分院，已经在研究土地征收的事了，估计会在年内敲定。”村里传来了消息。
接连几天，村西口和旧轨道上都围着一大群人，谈论着拆迁能获得多少补偿的话题。平时话门最大的李叔提高嗓门说：“太平庄的补贴是按人头算，每个人60平米，外加10万，我们村能有这么多就够了。”平时最沉默寡言的李老三，也激动地抢着说：“嗯，可能还会比这更多！”
那几天，村民们都不去上工，也都不出车了。父亲和这些村民们三五成群地去居委会打探详情，居委会门口及走道上，挤了满满一堆人。
两个月后，居委会收到了政府的红头文件，以及项目的拿地方案及补偿办法通知。金牛村及村东的秦家营都被规划在拿地范围内，项目计划将在一年后动工。拆迁一事，算是坐实了。
村民们用各种方式庆祝着，彼此间杀羊宰鱼，互相邀请。父亲则买来一连串的鞭炮和烟花，在院子里燃放庆祝。甚至有老人把平时用来办红白喜事的锣鼓挎在腰间，一边打鼓，一边半唱半吼着：“要拆啦，要拆啦，金牛村的好日子要来咯！”
三
拆迁的消息，正在慢慢地改变着村里人和这座村庄。曾经挤满等着上工的村民的轨道，不知从何时起，人渐渐变得稀少，只剩下三三两两的身影。
平时勤劳能干、从不爽约的父亲，也开始在家磨磨蹭蹭，上工的天数越来越少。以前到家里约父亲上工的李叔，也不来了。再后来，父亲也不再去了。
水果批发市场及旁边的物流园，一度出现用工荒，每天看到的都是雇主焦急的面孔、皱着的眉头。那段时间，因各大用工市场缺人，工酬一度涨了往日的一半，甚至更多，用工市场上也多了一张张从外地来的新面孔。
金牛村的村民对此不屑一顾。
很多曾经的劳作者，每天带一个小板凳，泡一大瓶茶水，围在村西口的大树下玩扑克牌。天太热，有的人就脱掉外衣，光着黝黑的膀子。玩累了，就折几条树枝垫在地上睡起觉来。叫牌声、鼾声，夹杂着脚汗臭的味道，形成一道奇怪的景象。
过去的这个时候，这一群人，应该是正顶着烈日，咬着牙齿，吃力地扛着重货，挥洒着汗水，穿梭在水果批发市场里。
父亲则每天约一群邻居到家里，四人围着一张八仙桌，扑克牌散乱其上，四个酒杯，一个盛满白酒的大碗，里面放一个勺子。
“对子”，“炸弹”，“王炸”，“赢了赢了”，玩家们唾沫横飞地叫着牌。
胜负一分，赢家洗牌，输家喝酒。经常不到半天，就有人醉得一塌糊涂，跑到门外吐，旁边三五个邻居便插着腰杆观望。而李叔，便是经常被灌得烂醉的常客。
村里，麻将室突然多了三四家，生意出奇得好。我每次经过麻将室，总能听见玩家的吆喝声，争吵声，麻将的碰撞声。那些平时关系很好的邻居，也会为了输赢挣得面红耳赤。
跟麻将室一样多起来的，还有彩票店，就连以前单卖烟酒的小超市，也开始卖刮刮乐了。在彩票店门口，总是拥挤地坐着一堆熟脸常客，有的看着走势图，有的用铅笔在纸上写着数字，有的在排队选球。地上则是被扔掉的乱糟糟的彩票。
饭后，父亲也是这些彩票店的常客。早前，父亲只会买两三注彩票，当个乐子。最近，父亲购票变得凶猛，每打一注球，都是五倍、十倍地投，有时则更多。
刚开始，父亲还会避开我，慢慢地就不再回避，再后来，当着我的面也能阔绰地花掉一大笔钱。
有一次，我看着父亲用一百块买了一堆刮刮乐，只见他一张张刮完，没有一张中奖。父亲摇头感叹着运气背，再向老板扔了一百块，接着刮，还是一张未中。他又悻悻地掏出一百块来，我立刻把钱抢过来，劝他不要再买了。他才不情愿地跟我离开了彩票店。
四
村民们不再上工后，生活逐渐变得豪气了。
村里的轿车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停在村口街边上的，不乏几十万的豪车。有些年轻人把油门轰得老大，方圆几公里都能听见。有些人特地把车钥匙挂在皮带上最显眼的地方，一晃动就和其它钥匙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而那些拆卸了座位，昔日用来贩水果的面包车，则被遗弃在村民各自的院落里或村口街边上。挡风玻璃上落满了灰尘，像报废了的一样。
我问父亲：“大家都是农民，哪来那么多钱买豪车？”
父亲畅快地告诉我：“这年头，只要想花钱，哪里借不到啊？亲朋好友不借，还有银行，银行不贷，还有那么多民间借贷公司！买一辆豪车，只需借几万付个首付，剩下的款，再分月慢慢还。要买豪车？你老爸也可以啊！”
“那他们借那么多钱如何还得起啊？”
“房子拆迁了，那些钱算个屁，顶多只是多了些利息！”
看见村里人普遍都开起了轿车，爱面子的父亲也不能平静了，跟母亲商量几次后，也决定买一辆。母亲不同意父亲买太贵的车，于是父亲按揭买了一辆落地价为十多万的大众车。
那时我正在距家五六公里外的一所学校上高中。一天放学后，我惊奇地发现父亲开车在学校门口等我。只见父亲拉开车门向我走来，一身西装革履，打着领结，带着墨镜，看上去像一个成功的商务人士。见我一脸惊奇，父亲说：“这样穿着，才显得不像个暴发户。”
这是自小学毕业后，父亲第一次来接我放学。
那段时间，父亲每天开车外出，不仅时不时地送我上学，周末时还会带着我和母亲去兜风。父亲嘴里叼的烟，也越来越贵了。
不仅如此，父亲还学起了做投资。
有一次，父亲的一位头脑灵活、刚开了个馆子、攒了不少钱的朋友找到家里来，和父亲谈起了一桩投资项目。
朋友告诉父亲，滇池旁新开了个福堡文化城，未来很有潜力成为美食、娱乐的中心，趁着前期租金少，打算去那儿开一个七百平米的“羊庄火锅”。邀父亲合伙，父亲需要出资十几万元。
这对于一个地道的农户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况且父亲前不久刚买了车，且车还在按揭当中。要是在以往，父亲肯定会当场拒绝的。但是，父亲一口答应了。
为此，父亲和母亲大吵了一架。母亲骂父亲没理智，父亲很轻松地说：“可以先借借，等拆迁款下来再还上。指不定能大赚一笔，就算亏本了，也就十几万呗。”
之后，父亲先是在农村信用社贷了几万元，又从亲戚那儿借了几万，再在一家民间借贷公司贷了几万。东凑西凑，终于把合伙的钱筹够了。
父亲以往只会开没多少技术含量的小店，干惯了体力活，对餐饮并不懂行。所以只以股东的身份入股，也基本没去过那个餐馆。开上店后，父亲总爱以老板自居。
像父亲一样做投资，开店铺的村民不在少数，动辄贷款几十万元。更有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赌博之路，泡在游戏厅里，彻夜不归，和原来的生活轨迹越脱越远。
那段时间，村里人都显得十分阔绰，走在大街上，讲话更有气度了，抽烟抽最贵的，下馆子也动辄上千。麻将室里，人们的叫牌声、争吵声更大了，在游戏厅里摇老虎机的年轻人，出手也更阔绰了。彩票店里，时常有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人，豪掷千金。
这是我记忆中金牛村最后的繁荣景象。
五
时间一晃就过了一年，可拆迁补偿的消息却迟迟没动静，村民越来越不安。
大约是2009年8月的一天，金牛街道办事处发来通知，市医院分院建设项目被中止。原因是项目审批和拆迁流程上出现重大纰漏，相关负责人涉嫌违规，项目已被政府勒令暂停。显然，项目将被无限搁置。
父亲和一群失去理智的村民们拿着铁锹、钢棍到街道办事处闹事，乱打乱砸，派出所还出动了民警。有村民把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打伤了，被拉去拘留所关了15天，还赔了伤者几千块医疗费。
打闹也无济于事了。拆迁，成了没底的事了。
那段时间，村里到处乌烟瘴气，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到处都是夫妻闹口角，摔碗砸锅，女人吼骂，男人咆哮的现象。
很多村户透支十分严重，债台高筑。有位大婶甚至喝下农药寻短见，幸好被人救下来，抢救得及时，把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那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有追债人在村子里晃荡，村里人变卖汽车，家当抵债的现象到处都是，还有人把房子和土地都变卖了。据说有人因欠债五十万以上，债务过大无法承担，被执法机构强制执行。
很多男人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在麻将室里输了钱就动手打人，在游戏厅里打架、砸游戏机，在街边烧烤摊彻夜买醉不归的现象经常发生。村里三天两头就发生治安事件，几度惊动派出所。也有女人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变故，选择离家出走或闹离婚，导致家庭走在破碎的边缘。
而曾经的“劳模”李叔，把儿子曾经透支家当购买的宝马车、开了半年的麻将室转让出去，却仍然资不抵债。
有一次，我见到他，他的目光变得呆滞，说话有些颤抖，早已失去了当年的精气神。
六
父亲因购车、投资的贷款及利息，欠债已过20万，要债的人隔三差五登门造访。
有一次，刚吃完午餐，五六个看似混黑社会的中年人，拎着钢棍闯进我家。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用一把超过二十公分的匕首指着父亲，逼迫父亲还钱。我和母亲吓得蜷缩在房屋的一角发抖，父亲脸色发黑，不住地说：“下周就还，下周就还！”
大汉叫嚣着拿出一张纸，让父亲签了字，并按了手印。纸上赫然写着：欠债7万，十五日内不还清另加收1万违约金，并以车抵押。
那时我才知道，父亲找的民间借贷公司，是一家利滚利的高利贷公司。
那段时间，父母亲经常吵架。母亲失去了耐心，每天既不守店，早上也不做饭，躺在床上默默发呆。中午12点后才起床，下一点面条吃了，也不给父亲留一点。在一次口角中，母亲离家出走了。
那些天，父亲每天在屋子里抽闷烟，晚上一个人喝闷酒。短短几天，父亲瘦了不少，本来就黝黑的脸变得更暗沉了，眼珠布满了红色的血丝，陷下去不少，眼眶的棱骨更突出了。
父亲把还债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了一年前投资了十几万的餐馆上。
可是，餐馆开张了七八个月，却门可罗雀，那些房产投资商说的“未来最具价值，人流最旺”的商铺，最终还是像一座空城。即便是周末，人影也十分稀疏。
店铺终于在开业8个月后被迫关闭。父亲投资的十几万元打了水漂，父亲朋友承诺退还3万元给父亲，却迟迟没有兑现。
一个月过后，父亲还是没办法偿还那笔高利贷。最终，车子被那些追债人强行开走变卖了，父亲跟着去办了过户手续。车没了，追债人终于也不再来了。母亲离家出走一个多月后，消了气，最终还是回来了。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只是，父亲还欠着一屁股债，亲戚们也开始上门催债了，信用社的债务，利息更是一天一天在增长。
为了还债，父母把五金店廉价转让出去，跟随村民们离开家乡，前往东南沿海一带打工去了。父亲跟随包工头往返在不同的工地上，母亲则在一家电子厂做流水工。到2013年底，债终于被还清了。
时隔近10年，村子早已恢复了平静。附近的水果批发市场及物流集团，已经几经改造，换了模样。父母也像其他村里人一样，筹了些钱，盖起了三四层的小楼，租住给附近写字楼里打拼的年轻人，过着包租人的生活。
附近楼宇的房价，经过这些年马不停蹄的高涨，价格已比十年前高出了10倍。只是，关于拆迁的话题，父亲没有再谈过，也没有村民愿意再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盼着拆迁的事落到金牛村头上。
作者王文，企业策划
编辑 | 刘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