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从广西飞南京的飞机上，随机赠送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明初著名的“空印案”，论证最早的受害地是广西，之后才蔓延全国。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明初各地官府要定期将财政收支报表上报中央户部审核，数字必须与中央数据库完全一致。如有差错，地方官就必须把报表带回去重新填写盖章，再亲自送来。这一来一回，舟车半年，劳民伤财。于是有人想出“空印”一法——多带几套盖好章的空白报表，一旦发现误差，便可在南京现场修改。谁知这点儿小聪明被朱元璋得知，他一口咬定地方舞弊，下令严查。于是血腥风雨骤起。
据方孝孺统计，凡在“空印”票据上签名者皆斩，副手以下流放，死者数百；吴晗则认为包括连坐被杀者多达七、八万人。也有人估计二千至两万。
甭管死了多少人吧，真正讽刺的是，从广西到南京，不过两个小时的航程。早上在柳州吃完螺蛳粉，中午就能在南京吃上热乎的鸭血粉丝汤。可在六百年前，为了一张报表、几处数字，成千上万颗人头滚落。
明朝当然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更没有传真和网络。那时从广西到南京，驴车慢船得走上半年。吃上一碗鸭血粉丝汤已属不易，吃完还要掉脑袋，就更不实惠了。
此后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明朝不是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仅仅是南京周围几百里的小国，或许就不会出“空印案”这样的惨剧。疆域的扩大固然不一定是主因，却必然是这个机制的隐性推手：疆土越广阔，信息越滞后，中央集权的焦虑就越深。制度的惰性与版图的庞大，是古代中国反复血洗自己的命根。
中国历代的大规模乱世与屠杀，其根本矛盾皆出于同一个悖论——静态的治理框架，对抗动态变化的社会现实。当社会的复杂程度超出政权的理解能力，为了维持秩序，就必须以摧毁社会的方式回归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循环”。
历史上，每当社会繁荣、人口膨胀时，乱世的伏笔便已埋下。春秋战国末年，四千万人口的国域已经到极限，秦始皇一统后，马上陷入楚汉之争。西汉初，人口只剩一半。东汉盛时六千万，三国人口数量十去七八，仅剩八百万；盛唐九千万，五代初年折半；明朝两亿，清初剩一亿二千万。每一次兴盛之巅，都必伴随一次极端的血腥风雨。
如果你看到的仅仅是一排排数字，那恭喜你，你是合格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对于死人不是很敏感，无论多大的天灾人祸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想来和历史有一点关系。血流漂杵饿殍遍野见过吗？大石臼捣人肉做军粮见过吗？合骨烂不羡羊饶把火吃过没？没见识！
这不是宿命，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熵”。因为“祖宗成法”永远要求天下静止，而生活的现实却永远在流动。当民生、商业、技术和思想愈发活跃时，新社会的能量便撞上旧制度的铁墙；能穿透，就开出繁荣；穿不透，就爆发屠戮，用血与火恢复秩序。
中国人喜欢谈“大同”，从《礼记》到《大同书》两千多年皆如此。但“大同”到底同在何处？若是同在法治与自由的共识之下，那是文明；若是同在君臣父子太监小脚的桎梏之内，那便是专制。世代吟咏“大同”而不敢问“同什么”，也许正是两千多年历史悲剧的底色。
之所以不敢问，因为答案很明显：上面的意思是同在祖宗成法里。这个祖宗成法不能明说，明说了就是君臣父子太监小脚。“同”是一块遮羞布，遮住的是慕古思维的丑恶。
然而，时代的车轮不会停。工具改进、人口增长，一定会导致迁徙和流动，继而思想松动，社会对治理体制的公平性和依赖性便会提高，最终要撬动的是君臣父子、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这些力量一旦出现，封建秩序的铁墙终将裂开。我们可以选择压制、屠戮，让世界重新回到祖宗成法的框架里；也可以选择调整自己的治理逻辑，让制度追赶社会的速度。 但无奈的是，有些人永远攥住搅屎棍上有屎的那一头儿。
欧洲曾经也曾面临同样的困境。中世纪的黑暗并不亚于中国的专制，教权压倒人权，技术落后，道德僵化。直到黑死病和蒙古铁骑摧毁了旧秩序，欧洲人才在废墟之上重建文明，开启文艺复兴，接续了古希腊的人文传统，对君权神授的旧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从此，他们不再恐惧“变化本身”。
而我们，仍一次又一次把“变化”当作灾难，把“旧制度”当作保护伞。
历史的杀戮循环，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善恶，而是我们始终困在“不能不动、又不敢动”的悖论里。
如今飞在天上，从广西到南京只要两个小时。窗外是云海，脚下是当年的血地。我在南京落地，照例去喝一碗鸭血粉丝汤。汤热，人安，岁月静好。 只是要跟老板说：鸭血放多一点，以便我可以提前预习一下那股血腥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