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今天也不想上朝

第一章 朕的亡国倒计时

赵砚是被一口唾沫呛醒的。

不是夸张。他猛地从一张硬得离谱的床上坐起来,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连咳了好几声,眼泪都呛出来了。然后他看见了面前跪着的一排人。

十几个穿着古代官服的男人齐刷刷跪在地上,脑袋埋得低低的,最前面那个老头穿着紫色官袍,胡子白得像雪,身子微微发抖,用一种又像哭又像嚎的声音说:“陛下,您终于醒了!臣等……臣等以为您要驾崩了啊!”

赵砚的大脑空白了整整三秒钟。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明黄色的寝衣,绣着五爪金龙的被子,一双白得像从来没干过活的手。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指根处没有任何老茧。

这不是他的手。

他又看了看周围——雕花的红木床柱,层层叠叠的帷幔,远处案上燃着不知名的香料,青烟袅袅。房间大得像半个篮球场,每一样家具都厚重古朴,透着一种“我很贵但你碰不起”的气质。

三秒钟后,属于原主的记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了进来。赵砚,大梁国第五代皇帝,年号“永和”,登基刚满三个月。三个月前先帝驾崩,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太子仓促即位,结果身体底子太差,登基大典那天就中暑了,躺了三天;批了七天奏折,累吐了两次;第十天早朝上直接晕倒,一晕就是五天。

没错,原主是累死的。不是被刺杀,不是被下毒,是被朝政活活累死的。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连续工作十八个小时,吃的比猪差,干的比牛多,不累死才有鬼。

而现在的赵砚,穿越前是一名二十六岁的短视频运营。他的全部职业技能可以概括为三件事:做内容、拉流量、看数据。他最辉煌的战绩是把一家濒临倒闭的奶茶店做成了全网爆款,单条视频播放量两千万,店门口排队排到交通堵塞。

然后他在公司年会上喝多了,趴在桌上睡了一觉,醒来就在这里了。

“陛下?”紫袍老头小心翼翼地抬起头,露出那张满是褶子的脸,“您感觉如何?要不要传太医?”

赵砚张了张嘴,想说“我没事”,但喉咙太干了,发出的声音像砂纸刮玻璃。一个太监立刻端了杯温水过来,跪着举过头顶。赵砚接过来喝了两口,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朕没事。”他说。声音比他预想的要稳。

紫袍老头——大梁丞相王崇,三朝元老,七十一岁,先帝托孤重臣——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眼眶居然红了:“陛下龙体安康,实乃社稷之福。陛下,这几日积压的奏折已经堆了三百多件,其中河工急报三件,边关军报五件,户部催粮的折子……”

赵砚抬起手,打断了他。

不是因为烦,而是因为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悬浮面板。淡蓝色的背景,简洁的宋体字,就像他过去每天都在看的后台数据界面。面板最上方写着三个大字:社稷系统。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17/100。数字下面有一条正在缓慢衰减的进度条,像一个漏水的桶。最下方是一行小字:

“国运值归零倒计时:365天。届时本朝灭亡,系统自动解绑。”

赵砚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五秒钟,然后缓缓把目光移到丞相王崇的脸上。

“王卿,”他说,“朕问你一个问题。”

“陛下请讲。”

“大梁现在的国运,如果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你觉得是多少?”

王崇愣住了。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闪过无数种复杂的表情,最后汇聚成一种近乎痛苦的神色。他低下头,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什么人:“陛下,臣……不敢说。”

“朕让你说。”

王崇的嘴唇哆嗦了两下,终于挤出一个字:“十。”

赵砚闭上了眼睛。

系统给的17,老丞相说的10。平均数差不多。也就是说,大梁国这个“账号”,现在的数据惨不忍睹。

他深吸一口气,重新睁开眼。那双眼里的茫然正在一点点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穿越前他在无数个深夜对着电脑屏幕时才会亮起的光——那是数据分析师看到问题时的兴奋,是运营人员发现突破口时的专注。

他问:“系统,给我看详细数据。”

悬浮面板跳出了一个新界面:

【社稷系统·大梁国数据面板】

国运值:17/100

国库储备:折合粟米十二万石(警戒线:五十万石)

军队士气:31/100

民心指数:22/100

朝堂凝聚力:9/100

外部威胁等级:极高级(北匈奴、西楚国同时施压)

【系统评语:别救了,等死吧。】

【可选解决方案】

方案甲(明君模式):每日寅时起床批折子,推行减赋、修渠、整吏、练兵等国策。预计三十年后国运值恢复至60以上。成功率12%。

方案乙(摆烂模式):维持现状,该吃吃该喝喝,待国运归零后系统自动解绑,宿主返回原世界。成功率99.7%。

赵砚看完,沉默了三秒钟。

然后他笑了。

坐在床边的王崇看到这个笑容,头皮一阵发麻。他在朝堂上混了五十年,见过先帝的怒笑、冷笑、苦笑,从没见过这种笑——像一只狐狸看着鸡窝,眼睛里闪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光。

“陛下?”王崇试探着喊了一声。

“王卿,”赵砚从床上下来,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砖上,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清晨的风灌进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气息。远处的宫墙在晨光里泛着灰白色,更远处是错落的民居屋顶,炊烟袅袅升起。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过头来,对着王崇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通知各部,明天的早朝,改到巳时。”

王崇以为自己听错了:“改……改到巳时?陛下,早朝自古就是卯时,这是祖宗之法——”

“祖宗之法是祖宗定的,朕是现任皇帝,朕改的这叫‘今上之法’。”赵砚回到床边坐下,开始穿鞋,动作笨拙但努力做到自然,“还有,通知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明天早朝每人准备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都行,政务、民生、军事、自己家的事、隔壁同僚的事,什么都行。朕要现场回答。”

王崇的脸色变了。不是惊喜,是惊恐。“陛下,这……这不合规矩啊!朝堂之上,应是臣奏君答,哪有君问臣——”

“王卿,”赵砚系好鞋带,站起来,拍了拍衣袍上的褶皱,用一种完全不像一个十九岁皇帝的沉稳语气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朕现在有三百多封奏折堆在那里没人看,河堤要垮了没人管,匈奴要打过来了没人挡。你觉得‘规矩’能救大梁吗?”

王崇张了张嘴,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传令下去。”赵砚说。声音不大,但那个语气让王崇这个三朝元老的后背冒出了一层冷汗——这不是商量的语气,这是命令。

“臣……遵旨。”王崇弯下腰,缓缓退了出去,关上门的那一刻,他站在走廊里,仰头看着灰蒙蒙的天,嘴里喃喃了一句:“列祖列宗保佑,这位小皇帝……别把大梁玩没了啊。”

门内,赵砚重新打开了系统面板。他看着那个刺眼的17/100,伸出手指在空中点了一下“方案甲”。

系统弹出一个提示框:“方案甲已选。请宿主开始批阅奏折、处理政务——等等,宿主在做什么?宿主放下了奏折?宿主拿起了毛笔在墙上写东西?宿主写的什么?”

赵砚不顾系统疯狂的弹窗提示,从案上取了一支毛笔,蘸饱了墨,走到寝殿西边那面最大的白墙前,抬手写了八个大字:

“国运不够,整活来凑。”

写完,他把毛笔往桌上一搁,对着墙上的字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他转身走到那一堆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奏折前,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翻开。

是户部呈上来的。洋洋洒洒两千多字,用词考究,引经据典,赵砚看了三行就开始头疼。大意是:今年税收官粮比去年少了两成,请求朝廷减免该地的赋税指标。后面附了一大串数据,写得密密麻麻,每个数字旁边还有小字注释,注释旁边还有注释的注释。

赵砚把这封奏折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找到了他要的关键信息——不是那些弯弯绕绕的说辞,而是赤裸裸的事实:那个县遭了蝗灾,粮食减产四成,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了,哪来的粮交税?

他重新拿起毛笔,蘸饱墨,在奏折的末尾——原本应该写“已阅”或者“准奏”或者发回重拟的地方——写了六个字:

“知道了。发粮赈灾。”

写完觉得不够,又加了一句:“不够再要。别让朕知道有人饿死。”

他把奏折合上,丢到一边,拿起第二本。兵部的,三千字。翻译成人话就是:边疆没钱了,军饷发不出来,士兵跑了三百个,再不拨款这个冬天不用匈奴来打,大梁的军队自己就散了。

赵砚批复:“钱的事朕想办法。你先把人留住,跟他们说,欠的饷一分不会少,但跑了的没有。跑一个,你顶他的岗。”

第三本,河工的。黄河缺口,急需五万两银子修堤。前面写了八百字的铺垫,从大禹治水讲到去年洪水,像一篇论文的前言。

赵砚批复:“五万两,批了。但朕要看到堤修好的证据,不是银子花完的证据。”

他批了十本,用了不到半个时辰。批到第十一本的时候,系统面板忽然闪了一下。他抬头看去,国运值从17变成了17.1。

涨了0.1。

赵砚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两秒钟,然后笑出了声。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确定了一件事——这个系统,是可以被“运营”的。只要他做的事情能有效触达百姓、凝聚共识、提升信任,哪怕只是批了一封奏折,都能涨分。哪怕只涨0.1。

而0.1的起点,意味着他有无限的上升空间。

他放下毛笔,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渐渐亮起来的天色。远处传来鸡鸣声,一声接一声,像某种古老的号角。宫墙下已经有太监在洒扫,沙沙的扫地声在清晨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他忽然想起穿越前最后一幕——公司年会上,老板端着酒杯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赵啊,你是个人才,但咱们这个行业,内容再好,没有流量也是白搭。你得学会破圈。”

现在他破圈了。直接破到了两千年前的皇帝圈。

“行吧,”赵砚伸了个懒腰,对着窗外笑了笑,“那就让朕看看,这个‘圈’,能破多大。”

第二章 朝堂首秀

第二天,巳时。

大梁国的朝堂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开门过。

负责开门的太监老张头在宫里干了四十年,每天早上寅时起床已经刻进了骨头里。今天他被告知不用着急,可以慢慢吃个早饭再上工,他坐在门房里喝了一碗热粥,吃了两个炊饼,整个人恍惚得像在做梦。

五品以上的官员们更恍惚。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寅时就醒了——生物钟,改不了。穿戴整齐之后才发现早朝改到了巳时,于是所有人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回家再睡一觉不够,干等着又不知道干什么。于是不少人选择了在宫门口扎堆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新皇帝。

“你们说,这位陛下到底想干什么?改早朝时辰,这……这简直是动摇国本啊!”说话的是礼部侍郎钱穆,五十出头,一辈子都在跟规矩打交道,规矩就是他全部的信仰。

“动摇国本?”旁边一个武将打扮的中年人冷笑了一声,是兵部侍郎韩章,“国库里就剩十二万石粮了,匈奴人秋天就要打过来,你还在这儿操心早朝的时辰?银子能从时辰里生出来?”

“韩侍郎此言差矣,”一个文官模样的年轻人推了推帽子,是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孙明,“祖宗之法不可废。今日改时辰,明日改什么?后日改什么?长此以往,君臣之礼荡然无存,纲纪崩坏,这才是真正的国本动摇!”

韩章翻了个白眼,懒得再说话。

辰时三刻,宫门开了。官员们鱼贯而入,穿过一道道宫门,来到太和殿前。这座大殿高大空旷,朱红色的柱子有两人合抱那么粗,地面铺着光滑的青砖,踩上去能映出人影。正北方的台阶上是一把巨大的龙椅,鎏金的,在晨光里闪着耀眼的光。

龙椅是空的。

官员们按品级站好,文东武西,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等,等那个十九岁的年轻皇帝从那道屏风后面走出来。王崇站在文官最前面,手心里全是汗。他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待会儿陛下在朝堂上又说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话,他该用什么方式把场面圆回来?

巳时整,屏风后面传来脚步声。

赵砚出来了。

他穿着一身明黄色的龙袍,头发用金冠束起,腰间系着玉带。袍子有点大——原主太瘦了,裁缝是按照他的尺寸做的,但登基以来他又瘦了一圈,所以龙袍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但他整个人精神很好,不像一个刚从昏迷中醒来的病人,倒像一个刚睡了个好觉、吃了顿好饭、准备大干一场的年轻人。

他走到龙椅前,没有急着坐下,而是站在那里,把殿里所有的人扫了一遍。从左到右,从前到后。那些眼睛里写着怀疑、试探、不屑、期待、恐惧、麻木——各种各样的情绪,像一锅杂烩菜。

他坐下了。

“众卿平身。”他说。声音不大,但殿里太安静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官员们跪拜,起身,站好。

赵砚靠在龙椅的扶手上,姿态随意得不像一个皇帝,倒像一个坐在自家沙发上的普通人。他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开口了,语气像是在公司开周会:

“众卿,今天不急着议事。朕昨天说了,让你们每人准备一个问题。现在,从东边开始,一个一个来。谁第一个?”

朝堂上一片死寂。

没有人动。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理解。在所有人的认知里,朝堂是臣子向皇帝汇报工作的地方,是皇帝下达指令的地方,从来不是皇帝向臣子“提问”的地方。这个角色颠倒让所有人的大脑都卡了壳,像一台运行了五十年的老机器突然被输入了新的指令,处理器过载,当场死机。

赵砚等了三秒钟,没人说话。

他又等了三秒钟,还是没人说话。

他叹了口气,用手指在龙椅扶手上敲了敲,发出笃笃笃的声响。“没人愿意第一个?那朕点名了。”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圈,落在了最前面那个紫色官袍的老头身上,“王卿,你是丞相,你先来。问朕一个问题。”

王崇的汗当场就下来了。

他活了七十一年,当了四十六年官,做了十九年丞相,经历过三任皇帝,处理过无数棘手的朝政难题,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比“给皇帝提一个问题”更难。不是没话说,是太多话了,多到不知道该选哪一句。他想问“陛下为什么要改早朝时辰”,也想问“陛下打算如何应对匈奴”,还想问“国库空虚怎么办”,更想问“陛下您的身体到底行不行”——但这些话堵在嗓子眼里,一句都出不来。

赵砚看着他,脸上挂着一种耐心的、鼓励的微笑,像一个在等学生回答问题的老师。

王崇深吸一口气,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抖,但字字清晰:“陛下,臣想问……陛下打算如何应对北边的匈奴?”

一个好问题。赵砚在心里给这个老狐狸点了个赞。

他坐直了身体,把双手放在膝盖上,表情从随意变成了认真。“王卿问得好。朕先告诉你,朕不打算跟他们打仗。”

满殿哗然。文官们交头接耳,武将们脸色铁青。韩章的拳头都攥紧了,差点当场站出来反驳。

赵砚抬起一只手,等了几秒钟,殿里安静下来。他继续说:“不是打不过,是不值得。大梁现在的国库,够打几天仗?三天?五天?打完呢?就算打赢了,后面拿什么重建?拿什么养伤兵?拿什么抚恤死者家属?”他看着王崇,又看了看满朝文武,“但朕不打算打仗,不代表朕怕他们。朕打算让他们自己不想打。”

“这……这怎么可能?”有人忍不住小声说了出来。

赵砚听到了,笑了笑。“怎么不可能?你把人打服了,他心里还恨你。你让他自己不想打了,他回去了还会念你的好。这两者的区别,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朕不求现在就能做到,但朕打算朝这个方向走。”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打仗是最后一个选项,不是第一个。谁要是把打仗当成第一选项,朕就让他自己上战场,第一个冲。冲完了活着回来,朕给他升官。”

这话说得太直白了,直白到不像一个皇帝说的话,更像一个项目经理在跟团队讲成本控制。但奇怪的是,所有人——包括那些刚才还在皱眉头的武将——都听懂了。不是听懂了字面意思,是听懂了背后的逻辑:这个年轻的皇帝不傻,他不是怕打仗,他是在算账。一个会算账的皇帝,比一个只会喊“御驾亲征”的皇帝可怕得多。

王崇的眉头微微松了一点。

“下一个。”赵砚说。

这次有人主动站出来了。是御史台的孙明,那个在宫门口嚷嚷“祖宗之法不可废”的年轻人。他往前迈了一步,拱手,声音洪亮:“陛下,臣有一问。”

“说。”

“陛下改早朝时辰,废祖宗之法。臣想问,陛下把祖宗之法置于何地?”

好家伙。赵砚差点笑出来。这位仁兄是来砸场子的,语气之冲,用词之狠,放在现代职场就是当着全公司的面质问CEO“你把公司的价值观放哪儿了”。胆子不小,但不是坏事。一个团队里需要有唱反调的人,否则就会变成一言堂,一言堂离倒闭就不远了。

赵砚没有生气,甚至没有皱眉。他看着孙明,认认真真地回答:“孙卿,朕问你一个问题——你先答了,朕再答你的。”

孙明一愣:“陛下请问。”

“祖宗定早朝于卯时,初衷是什么?”

孙明不假思索:“为使君臣勤勉,不敢懈怠,以社稷为重。”

赵砚点了点头:“说得好。那朕再问你,祖宗的初衷,是‘卯时’这个时辰本身,还是‘勤勉’这件事?”

孙明的嘴张开了,又闭上了。

殿里安静得能听到蜡烛燃烧的细微声响。所有人都看着孙明,又看着赵砚,脑子里在飞速运转。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是一把刀——它把“形式”和“本质”切了开来。如果你回答“是卯时本身”,那就等于说祖宗定规矩的时候没有考虑目的,只是为了定规矩而规矩。如果你回答“是勤勉”,那就等于承认时辰可以改,只要勤勉不变。

孙明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次,最终低下头,声音轻了下来:“臣……明白了。”

赵砚没有得理不饶人。他换了一种更温和的语气说:“孙卿,你能站出来问这个问题,朕很高兴。朝堂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敢说真话,敢提意见。但朕也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敢说真话的前提,是先把事情想清楚。想清楚了再开口,比想都没想就开口,有用得多。朕会一直等你把话想清楚。”

孙明抬起头,看了赵砚一眼。那一眼里有惊讶,有感激,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重新低下头,退回队列中,再也没说一句话。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问题被抛了出来。有人问国库空虚怎么办,赵砚说“开源节流——节流从宫里的开支开始,你们看看朕穿的这身龙袍,穿三年了,先帝的旧衣服改的”;有人问官员贪腐怎么治,赵砚说“谁贪了,匿名举报,朕亲自查。查实了,贪多少罚十倍,罚出来的钱一半奖励举报人”;有人问地方豪强欺负百姓管不管,赵砚说“管。豪强再强,强不过国法。你们把律法吃透了再去找他们谈,谈不拢的交给朕”。

每一个回答都没有引经据典,没有之乎者也。全是人话。大白话。像邻家大哥在跟你聊天,像部门经理在开会布置任务。但这种“不像皇帝”的说话方式,反而让所有人都听进去了。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赵砚说得对,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赵砚说的是“人话”——一个活人说的话,不是从竹简上抄下来的,不是从祖宗嘴里背出来的。

朝会进行了一个半时辰,比过去的早朝短了整整一个时辰,但处理的事情多了三倍。因为没有人再说废话了,没有人再写三千字奏折念五千字开场白了。所有人都在说重点,都在听重点。效率高得像换了新引擎的车。

散朝的时候,赵砚从龙椅上站起来,再次扫了一眼满朝文武。那些眼神里多了些东西——不是崇拜,不是忠诚,甚至不是信任,而是一种比这些都更珍贵的东西:好奇。

他们想知道,这个奇怪的年轻皇帝,下一步还会做什么。

赵砚走下台阶的时候,系统面板弹了出来。国运值从17.1跳到了19.4。涨了2.3,比昨天批奏折的效率高了二十几倍。

他看着那个数字,心里有了一个清晰的判断:朝堂是一个放大器。他在朝堂上的每一个举动,都会被这些官员带回各自的衙门、各自的家乡、各自的社交圈,然后一层层扩散出去,像石头扔进水里,涟漪一圈圈扩大。

只要他能让这些官员对他“好奇”,好奇就能变成谈论,谈论就能变成传播,传播就能变成共识。而共识,就是国运。

他走出太和殿,秋天的阳光洒在脸上,暖暖的。远处有鸽子在飞,鸽哨呜呜地响,声音悠长而古老。他忽然觉得,这个时代也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活在过去不想改变的人。而他自己,从来不是那种人。

第三章 金句朝堂

赵砚决定把“好奇”变成“追更”。

第三天早朝,他在龙椅旁边加了一块木牌。三尺高,两尺宽,涂了黑漆,用金粉写了四个字:“今日金句”。下面空着一大片,等当天填内容。

文官们看到这块牌子的表情,统一是:皇上你认真的吗?武将们的表情统一是:啥玩意儿?

赵砚没有解释。他在早朝开始前站在木牌边上,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从今天起,每天早朝结束的时候,朕会选一句今天最精彩的话,写在这块牌子上。可以是朕说的,可以是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说的。朕选中的那个说话的人,今天的名字会上牌。年底统计,上牌次数最多的前三个人,朕重重有赏。”

“敢问陛下,赏什么?”有人壮着胆子问。

赵砚想了想:“赏你们一人一件东西,你们自己最想要但自己弄不来的。想要田地?赏。想要官升一级?可以考虑。想要朕给你们写幅字?也行。朕的字不太好看,但朕的印章挺好看的。”

底下有人没忍住,笑了。笑完赶紧捂住嘴,左右看了看,怕被记过。

但从那天起,“上牌”成了大梁朝堂上最热门的话题。所有官员都开始拼命“输出内容”——不是为了讨好皇帝,是为了那口气。你想想,同僚之间天天见面,一个上了牌另一个没上,那得多没面子?

于是朝堂的画风变了。

过去是“臣有本奏”“准奏”“臣有本奏”“准奏”,像两台机器在对答。现在变成了:

户部侍郎汇报完粮食库存,补充了一句:“陛下,臣核对了一下数字,发现去年各地上报的粮产和实际的入库数差了两成。差的那些粮,不知是没长出来,还是长出来了没进仓。”

赵砚看了他一眼,在木牌上写了一句:“粮食不会走路,但管粮食的人会。”

当天这句话被抄送六部,传遍京城。第二天,户部仓库里凭空多出来三千石粮食——没人承认是自己补的,但数字对了。管他呢,数字对了就行。

兵部汇报边防情况,说北边的哨所最近抓到一个匈奴斥候,审了三天没审出有用的东西。

赵砚说:“审不出来就别审了。请他在哨所吃顿饭,喝点酒,聊聊天。聊完了把他放回去,让他告诉他们的头领:大梁的哨所管饭,来了就是朋友,但越界不行。越界的朋友,饭就不管了,管箭。”

“今日金句”写的是:“来了就是朋友,但越界不行——朋友也不行。”

这话传到边境,匈奴斥候之间开始流传一个说法:大梁的皇帝,是个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人惹不起,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刑部审了一桩案子,一个县令贪了赈灾粮,饿死了三个人。按律当斩,但那个县令的家族在当地势力很大,一直在托人说情。刑部左右为难,把案子呈到了朝堂上。

赵砚翻完案卷,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整个朝堂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听见了。

“饿死一个人是天灾,饿死三个人是意外,饿死三个而且都是最穷的人家、最没势力的人家——这不是意外,这是挑软柿子捏。朕不管他的家族有多大势力,势力再大,大不过饿死鬼的冤。”

他拿起朱笔,在那份奏折上批了一个字:“斩。”

然后他在“今日金句”的木牌上写了一句话:“势力再大,大不过饿死鬼的冤。”

刑部的官员把那块木牌上的话抄了回去,贴在了刑部大堂最显眼的地方。从那以后,再有人托关系说情,办案的人只要往那块牌子方向看一眼,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一周之内,“今日金句”爆火了。

火到什么程度?茶馆的说书人开始把每天的金句编成段子,在茶余饭后讲给客人听。客人听了觉得有意思,回家讲给邻居听,邻居讲给亲戚听,亲戚讲给村里人听。口口相传,像野火一样在大梁的土地上蔓延开来。

赵砚知道这个消息,是因为系统面板上的国运值在一周内从19.4涨到了27.6。不是因为他做了任何大事——没修河,没减税,没打胜仗——只是因为人们开始谈论他。不是敬畏,不是恐惧,是谈论。像谈论一个有趣的邻居,一个有点奇怪的亲戚,一个说话有意思的年轻人。

“谈论”这个词,在社交媒体的逻辑里,叫做“自发传播”。自发传播的转化率,是付费推广的十倍以上。这个规律,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二十一世纪,从来没有变过。

第八天,王崇来找他了。

老丞相走进御书房的时候,赵砚正趴在桌上画什么东西。走近了一看,是在画一幅地图。不是大梁的地图,是他自己根据原主记忆画的这个时代的势力分布图。大梁在北边,夹在匈奴和楚国之间,地形像个被两头夹击的馅饼。赵砚正用毛笔在馅饼上画箭头。

“陛下。”王崇站在书案前,拱手。

赵砚抬起头:“王卿来了,坐。喝茶吗?朕这儿的茶不太好,朕让人换了,还没换到好的。”

王崇没有坐,也没有喝茶。他站在那里,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赵砚没想到的话。

“陛下,臣想了一周,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陛下不是在胡闹。”王崇的语气认真得不像在开玩笑,“陛下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用意。改早朝时辰,是为了让大家休息好、脑子清楚;做‘今日金句’,是为了把朝堂上的话传到民间去,让百姓知道朝廷在做什么。陛下……臣说得对吗?”

赵砚放下毛笔,靠回椅背,看着这个七十一岁的老头,忽然觉得有点感动。在这个没人理解他的世界里,第一个理解他的人,居然是那个第一天还在琢磨怎么“圆场”的老丞相。

“王卿,”赵砚说,“朕不是在胡闹,但朕做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朕只是觉得,治理国家跟治理一个家差不多——你把话说清楚了,把事情做明白了,让大家知道你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大家就会帮你。就这么简单。”

王崇听完这句话,在原地站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个出乎赵砚意料的动作——他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不是礼节性的那种浅鞠躬,是整个人弯下去,花白的头发几乎垂到了膝盖。

“臣过去以为,陛下年轻不懂事,需要臣在旁边看着、护着。”王崇直起腰,眼眶有点红,“但现在臣知道,臣看了一辈子事,不如陛下看了一朝明白。臣……佩服。”

赵砚被这突如其来的真诚弄得有点不好意思,摸了摸鼻子,干咳了一声:“那个……王卿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你要是说了,以后朕做什么他们都觉得朕‘必有深意’,朕连偷懒都不好意思了。”

王崇愣了一瞬,然后笑了。七十一岁的老丞相,在御书房里笑得像个孩子,笑出了声,笑出了眼泪。他一边笑一边摇头,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还在笑。

他走出宫门的时候,门口的侍卫看到老丞相眼圈红红的,嘴角却是往上翘的,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哭还是笑。两个侍卫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一个困惑:这朝廷,越来越看不懂了。

第四章 黄河大直播

国运值涨到32的时候,黄河缺口了。

不是慢慢漏的那种,是轰的一声,堤坝裂了十几丈,浑浊的洪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出来,淹了下游三个县。河水漫过田埂冲进村庄的时候,很多人在睡梦里就没了。一夜之间,一万两千人流离失所,五百多人丧命。消息传到京城,朝堂炸了。

所有人都在吵。吵钱从哪儿来,吵谁去救灾,吵要不要把河工负责人斩了祭天。赵砚坐在龙椅上听他们吵了整整一个时辰,终于站了起来。

“闭嘴。”他说。

朝堂安静了。

“黄河缺口,死了人,朕知道你们急。朕也急。”赵砚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地上,“但急不是办法。吵更不是办法。朕来安排。”

他走到“今日金句”的木牌前,把上面的话擦了,重新写了一句:“别吵了,干活。”

然后他开始分派任务。户部三天之内凑齐十万石粮食运往灾区,不够的去邻郡借,借不到的来找朕,朕亲自去借。工部派出所有懂水利的官员,三天之内到现场,给出一个能用的修堤方案,不要那种“臣以为”“臣认为”的废话,要“先修这里,再修那里,需要多少人,多少银子”。兵部调集五百士兵维持灾区秩序,有抢粮的、有闹事的,先抓后审,审清楚再判。

一个接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五分钟,全部安排完。

所有人都愣住了。不是因为任务太重,而是因为效率太高。按过去的流程,讨论这样一场灾难至少需要三天——第一天吵架,第二天继续吵架,第三天吵不动了才开始干活。而现在,从收到消息到分派任务,用了不到一个时辰。

但赵砚最让人看不懂的操作,还在后面。

第二天,他把一份手写的《致灾区百姓书》贴在了京城最热闹的城门口。不是诏书的格式,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种开头,直接就是大白话:

“黄河缺口,淹了你们的家。朕很难过。朕知道你们的日子不好过,但朕跟你们保证,朝廷已经在想办法了。粮食已经在路上了,修堤的工匠也在路上了。你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是活着。别抢粮,别闹事。抢来的粮吃不了几天,闹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给朕一点时间,朕会把你们的家还给你们。——你们的,赵砚。”

落款没盖玉玺,签了个名字,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对,笑脸。一个圆圈,两条弧线。

这张告示被人从城墙上揭下来,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内传遍了灾区。灾民们不认识几个字,但“赵砚”两个字和那个歪歪扭扭的笑脸,每个人都认得了。有个老头把告示看了三遍,旁边的孙子问他写了什么,老头沉默了很久,说:“皇帝在跟咱们道歉。一个皇帝,跟咱们道歉。”

然后赵砚做了第二件更离谱的事——他让工部的人把修堤的进度、每天的粮食发放数量、每一笔银子的去向,全部写成大字报,贴在每个灾区村口的墙上。不许隐瞒,不许修饰,有什么写什么。

工部的人吓坏了:“陛下,这……这要是让人看到银子不够、粮食紧张,会引发民变的!”

赵砚说:“你瞒着他们,他们才会民变。你告诉他们实情,他们是人,人会自己判断。”

大字报贴出去的第一天,没有民变。第二天,没有。第三天,有灾民自发组织起来,帮着运沙袋、垒堤坝。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扛着沙袋从堤上跑下来,气喘吁吁地对监工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皇帝说了,这是咱们自己的家,自己不修谁修?”

这句话被赵砚写在了当天的“今日金句”上。系统面板弹出提示:国运值+3.8。历史上单日最高涨幅。

一个月后,缺口堵住了。堤坝重新合龙的那天,赵砚站在京城的宫墙上,远远地望着北方的天空。他不知道那个方向是不是黄河,但他知道那下面有无数人在替他拼命。不是因为他给了他们银子,而是因为他给了他们一个理由——一个相信的理由。

系统面板在黄昏时分弹出了一条新消息:

“检测到全民共识值大幅提升。国运值:48/100。开启新功能模块:民心所向·实时情绪监测。”

赵砚点开新功能,看到一个用颜色标注的地图。大梁的疆域上,大部分地区是淡红色的,代表情绪偏正面。黄河灾区那一带,颜色最深,是一种浓烈的橙红色——不是愤怒的红,是温暖的橙。系统解释这个颜色的含义为:“被看见、被尊重后的群体归属感。”

他看了很久,然后关掉了面板。

“别太得意,”他对自己说,“后面还有硬仗。”

第五章 匈奴来客

硬仗来得比他预想的快。

国运值刚过50,北方的匈奴派使者来了。不是来打仗的,是来“看看”的。使者叫阿古拉,四十多岁,脸上有一道从额头划到下巴的刀疤,看着像个屠夫,但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像个账房先生。

阿古拉带着二十个骑兵到了京城。一路上他听说了很多关于大梁皇帝的事——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根本不是皇帝是个戏子冒充的。阿古拉觉得所有这些说法都不可信,最好的办法是亲眼看看。

赵砚在太和殿接见了他。没有摆鸿门宴,没有列甲士,甚至连排场都没搞。就他一个人,坐在龙椅上,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龙袍,脚上踩着一双布鞋——对,布鞋,从民间买的,三文钱一双的那种。

阿古拉走进大殿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双布鞋。他的瞳孔微微震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单膝跪地,行了一个匈奴式的礼:“大梁皇帝在上,匈奴使者阿古拉,奉我王之命,前来拜见。”

赵砚说:“起来吧。一路辛苦了,喝口水?”

阿古拉站起来,看到龙椅旁边的案上摆着一壶茶和两个杯子。赵砚拿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阿古拉倒了一杯。阿古拉愣了一下——他见过不少国君,从来没有一个国君会亲手给他倒水。要么是太监倒,要么是侍从倒,国君的手是不能沾这种“下人活儿”的。

但赵砚倒得很自然,像在公司给同事倒水一样自然。

阿古拉接过杯子,没有喝,而是直直地看着赵砚,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大梁皇帝,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对我们?”

赵砚端着茶杯,想了想,说了一句让阿古拉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如果你们是朋友,大梁有酒有肉。如果你们是敌人,大梁有墙有箭。朕希望你们是朋友,但朕也会把墙修好。”

这话没有威胁,没有示弱,没有外交辞令,就是一个普通人在说一个普通的道理: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想害我,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阿古拉沉默了很久。他看着对面这个年轻的大梁皇帝,忽然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对手。他不是那种会跟你打打杀杀的人——打打杀杀的人你能猜到他想干什么。他是那种会让你自己不想跟他打的人,因为你不知道打完之后你会失去什么,而你可能连自己在失去什么都不知道。

阿古拉在京城待了三天。赵砚没有关着他,也没有派人盯着他,随他在城里逛。阿古拉逛了集市,逛了茶馆,逛了城门口那张贴满告示的告示栏。他在告示栏前站了很长时间,看那份《致灾区百姓书》,看那个歪歪扭扭的笑脸。然后他去了京城的酒馆,点了一壶酒,听旁边的食客聊天。

食客甲说:“你听说没有?陛下把宫里一半的太监都放了,说不养闲人。”

食客乙说:“那谁伺候他?”

食客甲说:“他自己伺候自己呗。听说他现在自己打水洗脸,自己铺床叠被,连饭都是自己走到御膳房去吃,不让人端。”

食客乙说:“那他还像个皇帝吗?”

食客甲说:“他像不像皇帝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阿古拉听到这句话,喝完了壶里最后一口酒,放下几个铜板,走了。

第三天,他回到太和殿向赵砚辞行。赵砚送了他一坛酒,不是宫里那种精酿的御酒,是京城街上随便买的,五文钱一坛的那种劣酒,劲大,便宜。

“带回去给你们头领喝。”赵砚把酒坛子递过去,“告诉他,朕不是他的敌人。朕不想占他的地,不想抢他的人,不想管他的事。朕只想让朕的百姓吃饱穿暖,不被人欺负。如果他也想让他的百姓吃饱穿暖不被欺负,那咱们是一路人。一路人不用打仗。”

阿古拉接过酒坛子,用匈奴语说了句什么。翻译官愣了一瞬,没有翻。赵砚看着翻译官的表情变化,问了一句:“他说什么?”

翻译官的脸有点红:“他说……‘大梁的皇帝,是个怪人。但怪人比好人可信。’”

赵砚笑了。不是客气的笑,是真的觉得好笑的那种笑。他拍了拍阿古拉的肩膀——这个动作让在场的所有大梁官员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皇帝拍一个蛮夷使者的肩膀,成何体统——说:“回去路上小心,天冷了,多穿点。”

阿古拉走了。他骑上马,走出城门的那一刻,忽然勒住了缰绳,回过头,对着城门上那块写着“大梁”的匾额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头,用匈奴语对自己的随从说了一句话,这次没有让翻译官翻译。

那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人,我们惹不起。”

阿古拉回到匈奴王庭之后,把他在大梁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讲给了单于听。他说了大梁的城墙、大梁的集市、大梁那个到处贴满告示的城门口,最后说了那双三文钱的布鞋和那坛五文钱的劣酒。

单于听完,沉默了很久,问他:“你觉得那个皇帝在想什么?”

阿古拉想了很久,说:“他在想,怎么让所有人都活着。”

单于没有再说一句话。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帐篷里,喝完了阿古拉带回来的那坛劣酒。酒很辣,辣得他咳嗽了好几声,但他没有停下来,一口一口地喝,一直喝到坛子见底。

第六章 万民书

转过年来的春天,大梁的国运值已经稳定在60以上。

最难熬的冬天过去了。去年黄河缺口时种下的冬小麦,今年开春返青,绿油油地铺满了河滩。赵砚让人在新修的堤坝上立了一块碑,碑上只写了一句话:“活着的人,要给死了的人好好活。”

这一年春天,大梁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匈奴单于派人送了一百匹马来,说是“回礼”。赵砚回送了一百车粮食和一百匹丝绸,随行附了一封信:“马收到了。挺壮。你们缺粮的话可以拿马来换,朕按市价收,不占你们便宜。”

第二件:楚国的细作在大梁边境被抓了,按律当斩。赵砚从奏折里看到这件事,批了一句:“把细作送回去,告诉他老板:想做朋友随时来,想做别的也随时来。朕都不怕。”

第三件:大梁的百姓自发组织了一场“万民书”活动。不是上访,不是请愿,是百姓们在各自村里的大字报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托里正送到县里,县里送到郡里,郡里送到京城。最后送到赵砚案上的,是一卷长达三丈的白布,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三万七千四百二十八个。

白布的最上方,有人用歪歪扭扭的大字写了一句话:“陛下,我们不跑了。”

不跑了。不去逃荒了,不去卖儿卖女了,不去当流民了。不是因为生活变好了——坦白说,还是穷,还是苦,冬天还是冷,夏天还是热。但心里有点东西不一样了。像是一间漏了十几年的屋子,终于有人上来把屋顶修了。虽然修得不那么好,虽然下雨还是会有几滴漏下来,但至少不用担心整面墙塌了。

赵砚抱着那卷沉甸甸的白布,在御书房里坐了很久。他没有哭,但眼眶红了。他想起穿越前那个站在三十二楼窗前的自己,手里捏着裁员通知书,觉得天塌了。他想起那些被他裁掉的员工,一个个从他面前走过,有人哭,有人骂,有人面无表情像一具行尸走肉。他那时候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公司要活下去,总要有人牺牲。

现在他知道了。牺牲永远不是最优解。让人看到希望,才是。

系统面板在那一刻跳了出来:“国运值:84/100。历时三百零二天。超越历史模拟器预测最高值72。评价:SSS。称号解锁:‘逆天改命的凡君’。”

赵砚看了一眼那个称号,笑了。“凡君”这个称号不错。不是神明,不是圣人,就是一个凡人,当了皇帝,做了一些凡人该做的事。跟百姓说人话,跟官员说实话,跟敌人说真心话。

不复杂。

但在这个时代,不复杂反而是最复杂的。

第七章 倒计时结束

三百六十五天。

赵砚把系统给的最后一个倒计时数字,刻在了寝殿的墙上,就在那八个大字“国运不够,整活来凑”的旁边。每天睡觉前他会看一眼那个数字,然后在心里过一遍:今天做了什么,做得对不对,明天要做什么。

数字一天天变小,国运值一天天变大。

到第三百天的时候,边境贸易开通了。匈奴的马、羊、皮革运进来,大梁的粮食、布匹、铁器运出去。双方在边境上建了一个集市,每月逢五开市,热闹得像过节。第一场集市开市那天,赵砚没有去,但他的名字被人在集市上念了一整天,因为有人编了一首打油诗,内容不太雅观,但调子好听,传唱甚广。

到第三百四十天的时候,西边的楚国主动派使臣来谈和了。不是因为怕大梁,是因为楚国内部出了叛乱,自顾不暇。使臣带来的国书措辞谦卑,姿态底下,完全不像是三年前那个趾高气扬的强国。

赵砚看完国书,把它放在一边,对使臣说了一句话:“你们国王遇到麻烦了,需要帮忙就说。朕可以借粮,但你们得还。不还也没关系,但以后就别找朕借了。”

使臣把这个话原原本本地带回了楚国。楚王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对自己的大臣说了一句:“寡人这辈子最蠢的事,就是把大梁当成了敌人。”

到第三百六十四天的时候,系统面板弹出了一个倒计时提醒:“距离自动解绑剩余:1天。国运值当前:97/100。宿主是否确认保留本朝?”

赵砚看着那个“确认”按钮,没有急着按下去。

他走出寝殿,沿着宫墙慢慢走。三月的春风暖暖的,吹在脸上很舒服。宫墙下的玉兰花开了,白的粉的,满树满树的,远远看去像一堆堆云彩。有太监在花树下扫地,看到他走过来,吓得跪下去。他说“起来,继续扫”,太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的恐惧比一年前少了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怯生生的小心翼翼——像怕惊动什么,又像想接近什么。

他走出宫门,走到了大街上。京城的主街很热闹,卖布的、卖菜的、卖糖葫芦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他穿着一身便服,没人认出他。一个卖包子的大婶热情地招呼他:“小伙子,刚出笼的肉包子,趁热吃!”他买了两个,咬了一口,皮薄馅大,汁水在嘴里炸开。

“好吃。”他说。

大婶笑了,露出一口缺了牙的牙床:“好吃常来!我跟你说,我这包子可是陛下吃了都说好的!”

赵砚差点被包子噎住:“陛……陛下吃过?”

“那倒没有,”大婶理直气壮地说,“但他要是吃了,一定会说好。我们陛下是个识货的人!”

赵砚站在早春的阳光里,手里捏着一个肉包子,被一个卖包子的大婶夸得耳根发烫。周围的人都笑了,没有人知道这个脸红的年轻人就是他们嘴里那个“识货的陛下”。笑声像风一样在人群里散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有人说“陛下要是真来吃包子,我请他吃一年”,有人说“陛下要是来了,这条街能堵三天”,有人说“陛下要是来了,我把他供起来天天磕头”。

赵砚在笑声中低下头,咬了一口包子。很烫,但很好吃。

他打开系统面板,看着那个97/100的数字和“确认保留”的按钮。然后他笑了一下,没有点确认,而是写了一条新的回复框:“系统,我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

“国运值这个东西,最高能到多少?”

“理论最高值:100。历史最高值:大梁开国时,99。从未达到100。”

“为什么?”

“因为100意味着绝对完美。绝对完美意味着没有进步空间。没有进步空间意味着停滞。停滞意味着衰落的开始。所以系统设定,100不可达。”

赵砚看着这行字,忽然真正地、彻底地笑了。是那种从一个漫长的、沉重的、孤独的梦里醒过来之后,发现一切都还好好的、一切都还来得及的笑。

“那就97吧。”他说,“留点空间,给以后的人。”

他关掉了系统面板。

没有点确认。因为不需要确认了。大梁还在,他没死,天没塌,百姓在笑,敌人在谈,粮食在长,河水在流。所有的系统都只是工具,真正重要的东西从来不在系统里——它在卖包子的大婶的笑声里,在老丞相红了的眼眶里,在灾民扛沙袋的背影里,在匈奴使臣握紧的酒坛子里。

赵砚吃完了最后一个包子,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转身往宫门走。卖包子的大婶在后面喊:“小伙子,明天再来啊!我给你留两个最大的!”

他没有回头,举起手挥了挥。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宫墙的尽头,延伸到那片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一点一点重新拼凑起来的人间。

当晚,赵砚在寝殿的墙上,刻下了最后几个字。就在那行倒计时数字的下面,就在那行“国运不够,整活来凑”的旁边。刻的是系统弹出的那条消息的最后四个字,他改了一个字:

“感谢活着。”

不是感谢“使用”,是感谢活着。替那些没能活着看到春天的人感谢,替那些在黄河洪水里、在匈奴刀下、在每一个难熬的夜晚里咬牙撑过来的人感谢。替那个站在三十二楼窗前的自己感谢。活着,真好。活着,就有机会把故事重写一遍。

窗外,星光照着这座他花了三百六十五天重新学会信任的城。

城里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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