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精明而外浑厚,不该多说的时候少说,该说的时候要慎说。把这种处世哲学弄懂搞明白,才能使自己免遭不测。
南北朝时期,贺若敦为北周的大将。他居功自做,恃才做物,不甘心居人之下。看到别人做了大将军,唯独自已还是原地踏步,心中颇不服气,口中多有抱怨之词。不久,他奉召参加讨伐平湘洲战役,凯旋而归。这应该算是又为国家立了一大功吧,他自以为此次必然要受到封赏,可是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他反而被撤掉了原来的职务。为此,他大为不满,牢骚满腹。
这些怨言传到了晋公宇文护的耳朵里,字文护大为震怒,把他从中州刺史任上调回来,并追使他自绝。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贺若弼说:“我有志平定江南,为国效力,而今未能实现,你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我因为这张不牢固的嘴把命都丢了,这个教训你一定要铭记在心啊!”说完了,便拿起锥子,狠狠地刺破了儿子的舌头,目的就是让他记住这血的教训。
若干年后,贺若弼也做了隋朝的右领大将军,可是他把父亲的遗言忘得一干二净,常常为自己的官位比他人低而埋怨不已,自认为当个宰相也是绰绰有余。不久,能力不如他的杨素做了尚书右仆射,而他仍为将军,未被提拔,他气不打一处来,不满的情绪和怨言便时常流露出来。后来这些话又被皇帝听见,皇上龙颜大怒,贺若被速捕下狱。
隋文帝批评他说:“你这个人有三个过错,嫉妒心太强,自以为是的心太强,随口胡说目无长官的心太强。”因为他有功,不久就被放了。可是,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又对其他人夸耀他和皇太子之间的关系。说:“皇太子杨勇跟我之间,情谊亲切,连高度的机密,也都对我附耳相告。言无不尽。”后来杨勇在隋文帝那里失势,杨广取而代之为皇太子,贺若弼的处境可想而知。隋文帝得知他又在那里大放厥词,就把他召来说:“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多次在众人面前放肆地说: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什么也不会干,这是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是皇帝也是废物不成?”贺若因平时言语不慎,招惹了不少人、朝中一些公卿大臣担心自己受到牵连,都不顾过去的私交揭发他过去说的那些对朝廷不满的言论,并声称他死有应得隋文帝听了众大臣的谈话,对贺若弼说:“大臣们对你都意见颇深、要求严格执行法度,你说说看你还有没有充足的活下去的理由?”贺若弱辩解说:“我曾凭陛下神威,率八千兵渡长江活捉了陈叔宝,希望能看在过去功劳的分上,给小臣留下条小命1”隋文帝说“你将出征陈国时,对高颖说陈叔宝被削平,我们这些功臣会不会飞鸟尽,良弓藏?‘高颖对你说:我向你保证,皇上绝对不会这样。是吧?等到消灭了陈叔宝,你就要求当内史,又要求当仆射。这一切功劳过去我已格外重赏了,还提它做什么?”
贺若弼说:“我确实蒙受陛下格外的重赏,今天还希望格外地赏我活命。“此时,他再也不攻击别人了。隋文帝考虑了一会儿,念他劳苦功高,只把他的官职撤销了。
父子两代人,同样是因言多而坏事。所以要忍那些不该讲的话。以免招致不必要的祸端。
清朝光绪年间两官皇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常自作主张单独召见大臣,政事不与慈安太后协商就做出裁断,慈安太后颇有微词,但敢思而不敢言。1881年初,慈禧忽然得了种很奇怪的病,征集中外名医治疗都没有效果。后来用产后疏导补养的药治疗,竟药到病除。于是慈安太后知道慈禧失德不检,便以庆贺慈禧康复为名,在官里摆下酒席,和慈禧共饮,祝贺她康复。
酒过三巡,慈安大后让待卫丫环下去,就说起成丰晚年的事,说:”二十多年来两官相处还算好,有一件事情想和说了,请妹看一件东西。“慈安说着起身从一个厘子里拿出一卷黄统纸来。原来是威丰常临终写给慈安大后的手谕,大意说若此后那拉氏有任何不守妇道之举,可出示此诏命大臣把慈禧赐死,听后脸色大变慈安大后出于好心告知慈禧此事,想借此遗诏规劝慈禧今后处处须检点。为了不使慈禧猜忌,慈安当场索回遗语,在丝上烧了,说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慈禧表面感激涕零,暗中已微打算。不久慈安大后患感冒,当天就病逝,事实上是被慈禧下药毒死的。
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见一些说话不分场合的人,这样的人不知道有些话是可以公开谈的,而有些话只能私下说。他们通常都是好人,没有心机,但是常常会引起始料不及的后果,给自己带来伤害。所以,必须随时为自已竖立警告标示,给自己的嘴巴安个把门,随时提醒自己,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以免惹祸上身。
古人说:“讷为君子,寡为小人。”祸从口出并不是不让人们说话。而是告诚人们讲话一定要谨慎。常言说:“言多必失,谨开言、慢开口”,会说话的想着说,不会说话的抢着说。开口说话要动脑筋,要看讲话对象,为什么要说话,应该怎样开口,都有一定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