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许多没有读过《万历十五年》的朋友对此书会有不少误解，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也是此书的书名，万历则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不是作为年鉴来记录这一年的人和事，而是认为大明帝国在这一年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是对明朝失败的一次总记录。
申时行虽不是万历五位启蒙老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最久，因而万历皇帝总称他为“先生”而不称为“卿”。申时行担任首辅之后，办公所在地是文渊阁，文渊阁距离皇帝的宫寝不过一千米，而这一千米称为这世上最长的一千米。
上文已提到过经筵，首辅实为经筵的负责人。到了万里十五年，皇帝每每以身体为借口不参加经筵，这使得申时行万分伤心。但申时行是一个恪尽职守的人，而且他富于现实感，他懂得为臣之道，在奏书上充分相信皇帝，为万历留足面子，只要皇帝能参加经筵，各种繁文缛节都在通融之列。
申时行汲取了前任张居正的教训，他清楚帝国的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然不过是空中楼阁。明帝国依靠数目庞大的文官系统来治理，这些文官虽然在形式上先由文渊阁举荐，之后授命于天子，但到了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文官系统已经各自结成了利益集团。因此申时行首要任务不是改革去除积弊，而是维持文官集团之间相互信赖与和谐。
另一方面，申时行运用道家思想来重新认识官场，他将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之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之为“阴”，因此他另一个任务就是调和阴阳。体现在处理具体的政务上，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申时行希望通过调和维持明朝政治生态的平衡，但此时已收效甚微，明朝最大问题就是官僚集团本身。今天我们处于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与人构成的社会仍有前朝的影子，我们在一个系统中，论亲疏总是多于论公平，注重彼此的派系、团体。这些方面，我们于三百多年前的古人相比并没有多少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