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说明: 此文是作者《N+M+O=1提出&探讨》第六部《7部与人类发展相关书籍的分析与探讨》中第4节的内容。）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历史背景及韦伯生平
在谈韦伯究竟说了些什么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韦伯的生平等。
就背景，我们分为大背景与较切身的背景两个部分。就大的背景，我们认为，有四个方面需值得一提∶①发生于17世纪起的欧洲政治大变革；②始于18世纪的以英国为主的工业革命；对此，我们在6.1-2和6.6-1中，分别谈到过。③以亚当.斯密为主的，倡导的自由经济，④马克思等的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认识。就③，按英国学者杰弗里·霍奇森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中说∶
“主流经济学的人类动机理论简单地基于寻求快乐或者效用最大化。用凡勃伦讽刺的话来说，它把个人当作一个‘欲望小球’。这种方法未能涵盖很多重要的经济因素，比如权力、正义和道德合理性。相反，亚当·斯密充分地理解了它们的重要性，把正义视为社会‘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据此，认为个人有能区分想要的事物和正确的事物。”
因此，亚当·斯密等相信市场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与调节人们对经济行为的选择。就④，分别按《新全球史》和瑞典学者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中说的∶“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资本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面论述，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高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成功地打碎了封建主义的枷锁，从而解放了生产力。” 前者主要指马克思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本积累的残酷性；后者指当封建主义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枷锁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便是成功地将其打碎，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说∶
“剩余价值的生产或货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绝对法则。”“奥琪尔说，货币‘出现世上，会在颊的一边，带有生成的血痕，’我们也可说，资本出现世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正是在多股大的浪潮的冲击与各种思想的影响下，韦伯以一个“近代欧洲文化之子“，在身处一定的切身环境条件下，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就较切身的背景，我们主要择其两点，一为基督教徒受到的冲击与反映，二是德国在此时代环境中的态度及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就前者，据德国学者保罗·明希在由美国学者哈特穆特·莱曼等编辑的《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里的《韦伯之前的命题∶追根溯源》中说∶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6世纪以来就已开始存在的基督教教派，代表着一种传统主义的经济伦理。关于赢利的容许度问题，关于职业信条或者对聚敛财富的批判，路德宗、归正宗及天主教的神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分歧，而且他们一致认为，一个人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能够独立行动。” “基督教信仰几乎把一切都归因于上帝的恩典，如果把这个普遍真理彻底颠倒过来，也就可以想象，那些置身于公认的教派之外的人们，从逻辑上说肯定会得上帝的对头─魔鬼─之助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从17世纪末叶以后，在重商主义学说的背景下，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强，经济因素开始在整个论说中发挥决定性影响。到18世纪就看到了民族与教派成见开始发展。它们认为新教在经济上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天主教则成了阻碍因素。”
“与德国天主教徒的游手好闲、漫不经心和贪图享乐形成对照的是，德国新教徒似乎把日常的勤奋、中庸及创新精神视为宝贵财富。
这种新教观点在‘文化斗争’期间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复兴。但是如今它与伦理学、宗教、政治学、思想活动及社会运动诸领域中常见的民族偏见混在一起。新教会给国家注入更高级的文化，就是说，注入更强的生命力并带来富有活力的进步。”
也就带有地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浪潮中，传统的宗教财富观念受到了挑战，新教徒崛起，并发挥了作用。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基督新旧派别，还与国家与民族、政治与道德伦理等联在一起，而新教是否需担当一个引领作用，以注入一股新的活力。而就当时的德国政府，即韦伯正处的后俾斯麦时代，在此情况下又是如何面对。据王楠在康乐等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的导读中说∶
“韦伯身处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正处于极为困难的转型重建时期。1871年，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凭借武力和外交手腕，实现了德意志的强力统一。但更为艰巨的任务，是面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冲击，建立能够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组织和团体，在精神和伦理的层面，完成民族的内在统一。统一后的德国，由多个不同的邦国组成，它们原本风俗各异，传统有别。”
“但受统一大业的激励，又怀抱跻身世界诸强之志，德国在普鲁士的主导下，一方面在国内的城市乡村积极发展农工商各类资本主义经营，一方面又以武力传统自傲，在国际上推行军国主义色彩的殖民扩张政策。”
“韦伯清楚地看到，原本由普鲁士容克地主阶层和官僚公务员承载的朴实无华、踏实苦干的‘普鲁士精神’，逐渐溃败消失。” “原本依附于地主的庄园农民，受波兰更加廉价的劳工排挤，带着对自由的渴望，来到大城市加入工人的队伍，成为无产阶级大军的一员。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日益瓦解，整个社会被阶级分化与斗争彻底撕裂。”
“许多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文人墨客，加入保守宣传合唱者有之，厌恶资本主义的世俗经营、背过身去怀念消逝的过去者有之，在形而上沉思和自我陶醉体验中自诩发现了新世界、在讲台上扮演新的宗教先知者有之。社会日益碎片化、平面化、完全依赖于官僚行政的巨大机器来治理和维持稳定，用物质福利和廉价的幸福主义来喂养大众。这正是‘无灵魂的专家’与‘无心的享乐人’携手共居‘铁笼’的虚无时代。”
这就带有地是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是怀揣为使德国跻身世界强国，以冲破‘铁笼’为重任的担纲之作。
韦伯生于1864年，据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的《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与英国学者弗兰克·帕金的《马克斯·韦伯》和德国学者玛丽安妮·韦伯，即韦伯妻子的《马克斯·韦伯传》等说的所述∶
韦伯父亲出身于德国西部一个纺织工厂主家族，自己是个富裕的律师。韦伯的外祖父母也非寻常，为知识分子世家。韦伯母亲很有修养并虔信宗教，具有丈夫所没有的人道主义和宗教兴趣。韦伯的表兄奥托·鲍姆加腾是一位新教神学家。通过他，韦伯结识了众多对教会不满的宗教自由主义者与新教神学家。29岁以前，韦伯基本上是与父母一起生活，其寓所是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和柏林大学教授聚会之处，他们的家成了当地学者、商人、艺术家的政治名流的谈话场所。年轻的韦伯，自然不能掩去耳朵不去倾听大量很有教养而且品格高尚的交谈，而这里面无疑包括少量富于启发性的政治见解。高中毕业后，韦伯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在那里，他很快就接受了德国大学生联谊会的生活方式∶决斗、酗酒和粗俗的男女欢娱。他虽没有荒废学业，却从一个消瘦、退缩的少年变成一个体魄健壮、炫耀男子气的青年，以至他的母亲对他过分炫耀男子气而公开表示厌恶。韦伯的父亲是维多利亚式家长的拙劣的摹本，他是子女的严峻的军纪。大学毕业后，韦伯便积极投身于工作，在担当柏林大学讲师的同时、兼有政府机构的顾问和学术研究者，体验到一种被工作压垮的感受。1893年韦伯与玛丽安娜结婚，也使是他终于离开了父母的寓所。然而，不久，因韦伯坚决要求母亲能被允许在没有父亲陪同的情况下来看望自己，结果与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以韦伯命令自己的父亲离开家庭而闹到顶点。此后韦伯再没有在父亲生前和他见过一面。在得悉老人暴卒的消息后，韦伯受到了负疚和悔恨的折磨。加上工作的繁重与压力等，韦伯不得不开始缩减工作，乃至于最后中止正常的学术工作。在四年时间他疲惫不堪且烦躁不安。后便开始到外旅游，身体渐有好转，于1903年接受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档案》的编辑工作，重新投入于学术研究中，正是在担任该编辑工作期间，韦伯完成并发表了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写作契机与所受到的直接影响，据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希·威廉·格拉夫的《德国的神学渊源和新教的教会政治》中说∶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18世纪末叶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新教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各国兴起之间的关系。这种讨论贯穿着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化斗争’心态，那是新教徒特别是加尔文宗信徒实现反天主教性质的经济现代化的祈望。人们更熟悉的是，韦伯对于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要求的宗教根源的研究，是受到了格奥尔格·耶利内克《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影响。一些比较晚近的作者还指出，对于韦伯来说，与维尔纳·松巴特《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交锋，其意义要比他在解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时所承认的更为重要。人们不太了解的是，厄恩斯特·特勒尔奇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在韦伯进行这项研究期间，特勒尔奇写出了一部类似主题的重要著作《新教基督徒与当代教派》。”
就松巴特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据美国学者哈特穆特·莱曼的《资本主义的崛起/韦伯与松巴特》中说∶
“按照松巴特在第一版中的阐释，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及若干发展阶段的结果，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中世纪土地所有者与商人的资本家收益的积累。松巴特在该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首次论述了获利欲的觉醒以及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在这一部分，松巴特详细阐述了他所说的‘奇思怪想的’─金钱应当而且也能够通过经济活动而增殖。在松巴特看来，这种态度是典型的欧洲人的态度，但不能从气候或种族角度对它进行解释，也不能像埃贝哈德·戈滕的《黑森经济史》那样把它归因于某种宗教群体。”
正是在上述背景与韦伯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与条件下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得到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