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岛回归的活动中，崔永元：“这些年，我有些沮丧……我们这个年代跟八十年代比，八十年代没有我们现在富有，没有那么多富豪，大家没有那么多钱，但是现在大家的内心没有那时候充实。一个国家或者人群的聚居地，它什么都好，就是不能产生诗，这真让人挺绝望的。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阳光不灿烂，天也不蓝，云彩也不白……所以我们宁肯失掉一些什么，换回来我们的诗歌。”
小崔对诗歌的渴求，体现的是他对国家或社会环境的一种认识，是一种对人文精神的渴望。
今天，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逐渐磨平了棱角，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局限，做事情的出发点越来越自我，消退了生活的激情，抛弃了曾经的梦想，一个连诗歌都不能产生的社会，不知道会怎么样，个人感觉不会太好。
什么原因呢？看看古人吧还是。时晋国岁饥，盗贼蜂起，执政荀林父患之。访国中之能察盗者，得郤雍。此人善于亿逆，尝游市井间，日获盗数十人，市井怵惧而盗患愈滋。大夫羊舌职谓林父曰：“如今盗未尽获而郤雍之死日将至矣！”林父问其故。封曰：“子恃郤雍一人之察，然不能尽灭群盗。而群盗合力则可以置郤雍于死地也，不死何为？”越数日，郤雍偶行郊外，群盗数十人合而攻之，割其头以去。林父忧愤成疾，不久亦死去。景公闻羊舌职之言，召而问弭盗之策。对曰：“弭盗之方，在乎化其心术，使之知廉耻，非以多获为能也。君如择朝中之善人，使显荣之于民上，彼不善者将自感化，何盗之足患哉！”景公又问：“今吾国中善人何为最？卿试举之。”对曰：“无如士会。其为人，言依于信，行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矫，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君必用之。” 士会将缉盗科条尽行删削，专以教民劝化为务。于是晋国之盗多逃于秦国。（《东周列国志》，亦见于《范氏历代先贤史料》）仅依此可见，古人绝非唯利是图，唯名是举的，因此，义本身就应该大于利。
所谓“义”，就其概念本身而言，《中庸》定义为“宜也”，也就是韩愈所说：“行而宜之之谓义”，指行为适当和应当。但其具体内容各家所指有别，在儒家那里，“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也就是行为符合宗法等级制度及其规范。荀子称等级制度为“分”，而“分”所以能行，在于有“义”，认为“义”的作用是调节（“节”）等级关系，使社会达到“群居和一”，维护宗法等级秩序之不乱。因此，“有义”就成了遵守等级之“分”的道德要求和行为之“善”的评价标准，而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也”，正在于“有义”；“有义”也就成了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可以“杀身成仁”，可以“舍生取义”。这也是儒家的通识。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把“义”视为“立人之道”，因此，“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利”的概念，墨家认为：“利，所得而喜也”，认为“利”是物质利益（欲求）的满足，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这里就包括对“民衣食之财”的肯定。墨家强调使“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就是善（义），这就肯定了“民”要求衣食之财的合理性。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表述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财富和财富欲很少有如此明确的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凡人皆追求财富，“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忧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因此，农、虞、工、商“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也邪？”认为无论是从事“本”业，还是从事“末”业，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此乃合乎道之自然，“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也就是说，这不是行政命令所期待的，因而不可“整齐之”，更不应“与之争”；相反，应当“因之”、“利道之”、“教诲之”。这就肯定了“求富”的合理性。同时，司马迁还肯定了财富对道德的积极作用。他赞同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而“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求富，既是“人之情性”，“道之所符”，又能生礼而好行其德，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可是这些思想后来没有成为主流的价值观念，但是对民间的世俗观念还是有影响的。
“义利之辨”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一大焦点，后来又成为中国传统伦理史上争辩不断的一个基本问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一问题，是人们道德生活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因而也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所要回答的是“何为善”的问题，从现代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属于道德价值的范畴。这一点，从秦以后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价值观的儒家的“义利观”中可以看出。其最典型的思想模式就是汉儒董仲舒所表述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在宋代程朱理学那里，不仅把“义利之说”提到“儒者第一义”的高度，认为“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而且承袭董仲舒的思想，从行为的价值取向立论，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起来，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不顾利害，只看天理当如此”，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意欲从道德心理上根绝对“利”的追求。
“存天理，灭人欲”是有其封建局限性的，当前社会，义利的追求：一方面强调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思想，即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又强调个人合法利益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这种新的义利观，也可以说是“以义导利、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