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厚厚的《南明史》终于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内心敬佩、憋闷、叹息。
心生敬佩是对作者顾诚先生，先生治学严谨，研究肯定花大功夫，从其长长的引用文献就可见一斑，各种正史、野史、传记、县志被他翻了个遍，这在中文非虚构类书籍中是很罕见的。
憋闷是因为看这段历史令人胸口堵的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南明期间，汉人的根基仍在，军事力量雄厚，大部分富庶的地方被其控制，而且有几次很好的机会能够夺回、统一南方，最终因内斗或掌权人的目光短浅战略失误，而功亏一篑。只叹没能出现一个像曹操一样有韬略的致治家出现。虽说时势造英雄，但这时若有个英雄，时势肯定会不一样。当时就京城的丢失也是同样如此，李自成缺乏战略眼光导致自己占领的京城及北方中国得而复失，很快落入满族人之手。用作者的话来说是，“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
历史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同样，历史人物绝不能用好人或坏人简单来分类。孙可望在张献忠去世后，经营云南，很快把云南经营地井井有条，让这一片成了大西军稳固的大本营，这时来看，孙俨然一位明主。但当李定国在广西连打大胜仗，屡次击败清军，孙可望感觉自己的风头被盖，便开始刻意打压李定国，本来李那边形势大好，却把其调回，削弱其兵权，导致大好局面惜被葬送。而当李定国把永历帝迎过来，孙可望不高兴，想自己当皇帝，于是南明两大势力公然火并，最后李定国以少胜多，击败孙可望成为南明实际掌权人。李定国掌权后，在前线的抗清的是刘文秀，他安抚军心、民心，也取得一些胜利，在军队中威望日高。这引起了李定国的猜忌和排挤，就像当初孙可望对自己所做的一样。他把刘文秀从昆明调回，这不但导致刘文秀从此抑郁成疾，而且让前线失去得力的指挥，以致后来清军攻入时能长驱直入，没能组织像样的抵抗。又是内耗。这，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
还有郑成功，汉人有两次很好地机会重新占领南方，都跟他有关。第一次，李定国从广西进军广东，李写信叫郑成功从海边进攻，两路夹击，本是个绝好的机会，取胜的概率也极大，郑也答应，但他虚与委蛇，让李定国功亏一篑。第二次郑成功自己走水路围攻南京，南京的守卫空虚，而且南京的周围城市很快都群起响应，纷纷揭竿而起。但郑围南京多日而不打，不懂“兵贵神速”，贻误战机，让清军迅速组织援军并进行反扑，很快大败而走。但郑成攻面对占领台湾的荷兰人，则算是有勇有谋、指挥若定，展示了一个优秀军事家的风采，把不可一世的荷兰人赶跑，而这一战也直接影响了台湾的历史，一直到今天。
再有历史上被称为抗清英雄的，其实水分大大的。比如史可法，其人无甚才能，也无功绩，只是坐在了那个位子上。何腾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人无功绩，甚至是一个小人，为了一己私利，作出夸大自己功绩、贬低别人的事，而且在反清的关键时刻，对与自己同盟大顺军开火，直接葬送好局，让清军坐收渔翁之利。
顾诚先生让我感觉到，历史真没那么简单，首先必须客观、真实，然后要站在当时的环境、时间点去分析历史，绝不能把某件事做为单一事件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