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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寒假，我和另外21名从北京去滦县的滦师同学，经过考试集体转学，来到北京省师（河北北京师范）。在这所学校，我只读了一个学期。到了暑假，我读完高二，还没毕业就提前就业了。这是我第一次“做事”——在那个年代，有了工作、挣了工资，就被称为“做事儿”。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一名职员。
解放初期的北京市，各条战线都急需增添新的生力军。我记得，和我前后提前参加工作的有好几个同学：李桂贞去了长安大戏院（后来当了戏院经理）；安溪田去了北京市公用局；孟昭英去了青艺。这几个都是我们班的。其他班也有几位，但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至于我为什么被派到师大，当时我也是一无所知，只觉得和其他几个同学相比，多少也有点凭运气吧。后来，我才逐渐弄清了其中的缘由。
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河北北京师范，是一所既有师范班、也有高中班的高级中学。班次不多，但生源较好，团组织力量也较强，尤其是师范班，团员占到了80%以上。学校党支部书记叫于文，是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的。他和当时师大人事科科长马应贤是同班同学，也都是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同志。
1951年暑假前的一天，于文书记把我找去谈话。主要内容是：当前国家急需一批建设人才，学校要从师范班中挑选一批有一定工作能力、或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同学，充实到各行各业去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并被通知第二天就到师大人事处报到。
到了师大（那时北师大还在和平门外），我找到人事科——进校门右拐，在北面一座两层小楼里，名叫丽泽楼——见到了马科长。他首先对我来校工作表示欢迎，然后说，目前有几个部门都急需用人：卫生科（后来发展成校医院）、图书馆、幼儿园，还有音乐戏剧系。我当时并不太清楚这些岗位具体做什么，只是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了乐剧系（音乐戏剧系的简称）。
马科长给我填写了一份聘书。记得上面写着：“兹聘任××同志为我校音乐戏剧系助理，月薪三百六十斤小米。”
那是全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学校各系都从毕业生（或未读完学业、提前毕业的在校生）中，挑选几位骨干力量留校担任助教。当时音乐系有两名，一名党员、一名团员。系办公室的日常事务由其中一位（姓王）负责。我去之后，他便逐渐把那些事务性的杂事交给我来做。
我大约是七月下旬报到的，到8月4日就领到了第一次工资。月初发的是当月工资，而七月份我只上了几天班，后来才知道，不足半个月按半个月计发工资，因此我一下子领到了五十多元。（当时工资按“小米”计算，每斤小米折合0.11元。）
领到工资的那个星期六，下了班，我便往家里赶。平时我住在学校的单身职工宿舍，家在南锣鼓巷的板厂胡同。那天我没有直接进家门，而是先到胡同口外的一家粮店“叫”了一袋面。那年月，小家小户多是拎着面口袋买三斤、五斤，随吃随买；若买整袋的——每袋45斤——付了钱后，店里的伙计便会扛着面送到家里去。我还买了十斤大米和几斤绿豆。
伙计扛着面袋，一手提着那十斤大米；我提着装绿豆的小口袋，跟在他后面进了家门。
那几年，家里人口多，只有父亲一人工作，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尽管母亲那么勤劳、那么能吃苦，还是入不敷出。每到月底，总要靠赊欠、靠借贷，差不多可以说是“寅支卯粮”。
一进家门，母亲见我买来这么多粮食，还让伙计送来整袋的面，十分惊讶。因为我是从学校拿了行李，直接到工作单位（师大）去上班的，还没来得及告诉家里。望着一家人惊奇的目光，我心里既高兴，又自豪，便大声对母亲说：
“娘，我挣钱了！”
那天的晚饭，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母亲烙的葱花饼，喝着香喷喷的绿豆粥，有说有笑……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顿饭，仍然觉得口留余香，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