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迁徙时总以为自己会回来。

十七岁的行李箱装满北方干燥的雪粒，月台上父母被汽笛拉长的影子在晨雾里晃动，那时我们总以为逃离是通往春天的地铁。直到某天在异乡的菜市场听见熟悉的乡音，忽然发现记忆里挺拔如松的父亲，在视频通话中需要把手机举得很远才能看清字幕。

  钢筋森林里生长的孩子早早就学会用哭声丈量晨昏。奶粉罐与房贷单堆叠的夜晚，视频里女儿攥着新得的蜡笔画不肯睡觉，画纸上三个歪斜的小人牵着手，最左边那个被她称作"手机里的爸爸"。我们总在计算归期，却忘记时光是攥不住的流沙，幼儿园毕业典礼和父亲的心脏支架手术撞在同个雨季，隔着两千公里的大雨滂沱。

  白炽灯在写字楼永不阖眼，我们像不知疲倦的工蚁搬运着名为明天的沙粒。直到某次归乡看见母亲梳头时刻意藏起的白发，才发现岁月早已在墙角结成蛛网。孩子在身后怯生生喊着叔叔，那瞬间突然读懂二十年前父亲读过的《目送》——原来我们始终是两代候鸟，在季节更迭里不断重复着追与等的轮回。

  迁徙的羽翼终究沾满黄昏的锈迹，但每个清晨仍在寻找新的平衡点。学会在视频里给孩子讲完第一千零一个睡前故事，学会用快递寄回南方刚上市的枇杷，学会把父母的体检报告和孩子的家长会日期，郑重地写进年度工作计划。或许这就是候鸟的生存法则：永远在飞翔，永远在寻找归巢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