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如：墨子愤怒的不单止平民的血泪——答强光中非乐
首先得向强光中先生道歉。昨天顾如做了一次对已发生事件的预测。预测强光中先生下一篇会是非乐，然而当时强光中先生的非乐其实已经发表。从先生的各篇文章看，都包含了对平民百姓的无限同情。这大概是强光中先生对墨学感兴趣的原因吧。然而即使名为《墨子的愤怒：谁的音乐？谁的血泪？》的强光中先生这篇文章，仍然对墨家非乐存在认识不足。对儒家礼乐的危害认识不足。
墨家《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兼爱》《非攻》诸篇，是被儒者校改较轻的篇目。然而由于其他篇目被校改严重，同样导致了逻辑链条的缺失。在缺失环节就容易被带入儒家思维。像前面的《节用》，儒者们就不理会节用篇并没有要求官方强制百姓节用。一概用儒家思维，指称要求官方节用也就是要求百姓节用，导致所谓“平均主义”指责。其中的错误，顾如在《节用不但不是平均主义，还是资本家的生财之道》里面已经辩明。本文将补充一些儒家礼乐性质和墨家所作批评内容。没错，墨家《非乐》篇从亏夺百姓农时和财富角度批评儒家之乐。然而《十策》诸篇皆游说词的模板，是从墨学中开出的针对当时的要务。作为游说词就难免意犹未尽。像当时的政治正确，儒家提出的君臣父子，墨家就没有正面批驳。只是别出枢机将之修正为：君父、臣子、民则被推到君王之父母地位（注1）。像儒家的上同主张，墨家将之修正为尚同。称：「故当上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非乐》篇也是如此，没有正面反对儒家乐教。因为那已经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墨家提出亏夺民财批驳之。然而在其他篇目，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其他东西的。
《三辩》【圣王不为乐】程繁问於子墨子曰：“昔诸侯倦於听治，息於锺鼓之乐；士大夫倦於听治，息於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於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第期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於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自作乐，命曰《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目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知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在私下里的辩论中（非游说君王之时），墨子竟不提亏夺民财。而是历数先圣王，归纳出「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目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认为「圣王之命也多寡之」。王命寡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墨子认为好的政权不干涉社会。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于批驳强光中先生的诸篇文章。那些文章全部以墨家像儒家一样主张政权干涉社会为基础论调。那不符合事实。墨家是一个主张「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小取》」的学派。自己做不做得到，都不去干涉别人。这才是墨家。
不过，前辈治墨的儒者们全部认为墨子所作回答「圣王之命也多寡之」，应该被校改。如果不明白或者装作不明白儒家之“乐”的性质，那么我们确实不知道墨子在回答“有乐无乐”问题时为什么说「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那么也确实可以认为此处出现了错漏，需要校改。读者可以参考台湾李渔叔或者大陆周才珠的墨子书，这两本分别是两岸的权威注墨书。然而，且待顾如一步步替诸位分解，这句话不但不应该校改，而且是双方辩论的关键所在：
先思考，为什么墨子认为儒家乐教是干涉了社会呢？《三辩》篇实际上是说了的。「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知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知饥而食”才是智慧。换句话说也就是百姓并不觉得自己缺了乐教，百姓认为不需要对他们进行乐教。他不需要，你给他，那么就是对他的干涉。《大取》亦云：「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你认为他应该需要，想教给他，则是你有爱心的表现。然而他自己不认为需要乐教，你还要教给他就是对他的强制了，是对他不利的。两处都以“百姓自认为不需要”来反对乐教。
其实《非乐》篇也没有完全隐藏了墨家的真正想法。表述墨家真正想法的那几句话被儒者“校改”掉了，所以强光中先生看不到。请看《正统道藏影印版》的原文：
今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
「今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此句是呼应《非乐》篇起首。起首处称赞当时的君王已经不再铸造新的钟鼓。但是保留演奏那些钟鼓仍然是错误的。此句做了推理，那些钟鼓摆在那里，王公大人们必然是要用来演奏的。关键在下一句：「贱人不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原来墨家指出了，当时所谓”乐“是王公大人们教化百姓的一项举措，是治术的一部分！如果百姓不去听那所谓的乐，王公大人们就达不到”治“的目的。这就与儒家对”乐“的阐述相关了。儒家也是这么说的，乐教的目的是让人们服从君王！
先秦只有《荀子》、《礼记》有乐论。此处先引用《礼记 • 乐论》。乐，在先秦都指向官方（圣王）制作，用于教化百姓的音乐。并非现代的泛指的音乐。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 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音、声、乐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音”才是现代所谓音乐，而且不符合礼。“
”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礼记·礼运》“。音乐是驾驭手段。
“ 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有移风易俗效果。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用乐改变人心，教化是乐的目的。也许有人喜欢用”陶冶“一词，那么：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乐教化人。目的是民和睦不流亡，民心齐不生乱，民和睦和心齐，就达到了兵劲城固效果。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同民心、一其行，先秦所谓“乐”的性质如此。
”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教以辩说，则民长贵以忘。教以艺，则野以争。教以技，则民少以吝。教以言，则民訏以寡信。教以事，则民力啬以湎利。教以权谋，则民淫昏，违礼无亲仁“。《楚简·尊德义》。为什么教以乐，则民弗争？
“ 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乐里面携带了儒家伦理。
”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原来乐教的目的与礼教一样，都是要让百姓有尊卑长幼之序。让人们接受统治秩序，如此”民弗争“。
其实子夏说得更为直白。乐教其实就是要训练百姓能够随着钟鼓行列进退：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枪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文中儒家将其他所有音乐都斥之为”音“，而认为用于训练尊卑之序、进旅退旅的所谓圣王之乐才是”乐“。其实我们去孔府看所谓孔府乐舞，也可以看到那哪里是什么音乐、舞蹈。不过是在做军事训练罢了。朱熹整理的”小六舞“，也是一样。儒家荀子倒是为乐教提供了一个借口：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原来儒家设乐教，是因为音乐是人们的所需，所以就由官方制作提供给百姓。然而他们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私心在内？他们的私心就是：
”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
简单地说，你有什么需要都由我来提供。塞其耳目口鼻。让你知道利出于我，恐亦出于我。也即”利出一孔“而已！以达至”一民“之效果。现在，反过头去，我们应该读懂《三辩》篇墨子的回答了。程繁曰：“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当我们知道先秦儒家所谓“乐”的性质——王之乐教、教令，而且知道先秦墨家也是明白这一点、指出了这一点的。然后我们也就知道《三辩》篇墨子这句话针对的就是乐教的教令性质。墨子回答的有乐无乐，实际是在说有教无教。墨家非乐，内在的目的是非官方教令。这些教令是要通过行为训练，改变民众，使民众服从尊卑统治秩序。前面儒者程繁一直回避儒家“乐”的实质，仅提出圣王为百姓作乐没有什么不好。墨子则不想与他兜圈子，而以「圣王之命也多寡之」指出了儒家“乐”的性质。所以程繁也就无话可说了。墨子认为「圣王之命也多寡之」，好的官府对百姓的干涉必须尽量少。
当我们知道非乐非命是墨家提出的一对政策。现在又知道非乐是非王命，非命是非伪托的天命。合起来也就是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人！！现在我们再看墨子所说：「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实际意思是什么呢？实际意思是说，邦国里的人们接受了王命和伪托的天命教化，失去了奋发的动力。就要告诉人们：我命由我，不由人！！
荀子批墨子：”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而墨家则指出了，这种所谓的”乐“——官乐，是不符合百姓需要的。百姓不愿意去接受这种乐教。王公大人不逼迫百姓参与，他必然达不到教化百姓的目的。所以他必然会要百姓去接受儒家的乐教。这是违背百姓意愿的。这是墨子所说的「贱人不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墨子愤怒的不单止是平民的血泪。我们不能因为后世儒家扩大了乐概念，而逆推得出先秦之乐也是指音乐。更不能因此曲解贬低墨家之非乐思想。强光中先生倒是没有贬低，然而也有认识不足之处。之所以认识不足，仍然首先是因为儒者们”校改“了墨子书原文。而强光中先生未能直接读原典。被儒者带歪了。
注1：其实在近期出土的周朝早期《燹公盨》铭文中，已经是民父母。可印证《尚书》所言“为民父母”，正确句读是：为|民父母。民父母是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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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墨子的愤怒：谁的音乐？谁的血泪？
原创 2018-03-18 强光中 文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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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代表朴素平民思想的墨子对于平民的不幸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相反，对于贵族的奢华生活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说，墨子的“非乐”说，并非反对音乐本身，而是反对贵族“亏夺民衣食之财”所拥有的音乐生活。
墨子仿佛是一群为衣食而愁的平民代表者，在他面前有一堵又厚又高的墙，而在那堵墙的后面却是一群在音乐声中狂舞的达官贵人，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感到了无比的愤怒！
贵族的音乐对于广大衣食不保的平民来说，不是艺术，而是仇恨的火种。
等级森严、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也是策动中国式革命的“永动机”。
墨子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历史性地揭示了中国社会自身存在的深刻矛盾。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得不说，只有这个矛盾才是中国社会存在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都无法解决的根本性难题。
墨子“非乐”说的立论基础
墨子以“利”观天下，是否有利才是决定人的行为准则。“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仁人所做的事，务必追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此作为天下的法则。凡是有利于人的，就做；不利于人的，就不做。
在墨子看来，一切都要以兴利除害的准则来考察，要以满足广大百姓的利益为目的。以这种平民式的实用主义立场来观“乐”， 结果便一目了然。
“为乐”不能解决衣食财物问题，不能使天下混乱的局面得到治理。“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在（“民有三患”）的情况下，假如让他们去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奏琴瑟，吹响竽笙，舞动干戚，民众的衣食财物就可以得到吗？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暂且不谈这件事，如今有大国攻打小国，大家族攻伐小家族，强壮的劫掠弱小的，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奸诈的欺骗愚笨的，高贵的傲视低贱的，外寇、内乱、盗贼并起却不能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让他们去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奏琴瑟，吹响竽笙，舞动干戚，天下之乱就可以得到治理了吗？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墨子说；“如果向人民加重征收很多钱财，去制造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等乐器，用以追求天下的大利，除去天下的公害，这是毫无益处的。因此墨子说；设置音乐是不对的！
音乐的本质
在等级森严的王权专制主义社会里，音乐虽然具有艺术化的美育功能，但它主要是为了维护王权的礼制，体现王权的权威，满足贵族的奢华生活。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亏夺民衣食之财”来实现的，它对于广大平民来说，不仅无用，而且极为有害。
“为乐”极大地浪费了人力资源。“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墨子·非乐上》）。当今天下的王公大人站在高台厚榭上俯瞰，大钟像倒扣的鼎一样，如果不去撞击它，那有什么乐趣呢？这就是说必定要去撞击它了。如果要敲钟，必定不能用衰老和幼小的人，因为衰老和幼小的人耳不聪，目不明，四肢不强壮，（敲出的）钟声不调和，音节也不会转换。必将使用壮年人，因为他们耳聪目明，四肢强壮，（敲出的）钟声调和，音节婉转。如果使男人去撞钟，就要浪费男人耕田、种菜、植树的时间；如果让使妇女撞钟，就要荒废她们纺纱、织布、绩麻等事情。
“为乐”荒废了人们所从事的各种事业。“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钅）肃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墨子·非乐上》）。现在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等各种乐器既已齐备，大人们如若独自安静地听着音乐，这将有什么乐趣呢？他们必定要和别人一起去听，不是与君子听，就与百姓一起听。如果和君子一起听，就荒废了君子们的听狱治理国事，和百姓一起听，就荒废了百姓的各种劳作。
“为乐”滋生了寄生虫阶层的腐朽生活，增加了社会负担。“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墨子·非乐上》）。从前齐康公创作了《万》这支乐曲，跳《万》舞的人不可以穿粗布短衣，不能吃粗粮。因为饮食若不好，跳舞者的面容就不好看了；衣服若不华美，身材和动作就不值得看了。所以必须吃好的饭和肉，必须穿绣有花纹的衣裳。这些人经常不从事于衣食之财的生产，只能靠别人养活。
如何认识墨子的“非乐”说？
墨子“非乐”说并非反对音乐本身，而是反对贵族奢华生活中的音乐。“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牛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墨子之所以反对音乐，并不是说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美妙，并不是说雕刻艺术、纹饰的色彩不漂亮，并不是以为豢养牛羊猪的肉煎炙后的味道不鲜美；并不是以为高台、厚榭、深远的居所不舒适。虽然身体知道很安逸，口舌知道很甘甜，眼睛知道很美丽，耳朵知道很愉悦，但是，从上考究起来不符合圣王所做过的事迹，向下考察不符合万民的利益。所以墨子说：设置音乐是不对的。
墨子认为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在于人依赖体力劳动而解决生存问题，因而人不应该脱离生产劳动。“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现在的人本来与禽兽、麋鹿、飞鸟、虫豕不同。禽兽、麋鹿、飞鸟、虫豕那些东西，凭借它们自己的羽毛作为保暖的衣裳，凭借它们的蹄爪作为绑腿和鞋子；凭借大地现成的水草作为他们饮食的来源。即使雄的不耕田、种菜、植树，雌的不纺纱、织布、绩麻，衣食财物也就具备了。如今的人类与这些动物当然不同了，只有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才能生存，不依赖自己体力劳动的就不能够生存。
为了反对贵族奢华的音乐生活，墨子引用了先王古书上的记载，如商汤作刑书上记载的经常在宫中跳舞作乐的叫做巫风，要受到惩罚；《黄径》记载的“洋洋而舞，乐声响亮，上天不保佑，九州要灭亡”；《武观》记载的夏启“尽情作乐，在外大肆吃喝玩乐，《万舞》场面十分浩大，音乐声传到了天上，直至受到上天的惩罚”等等。
墨子“非乐”说，代表着平民反对贵族腐朽的奢侈生活的思想。广大平民终日辛劳却过着衣食不保的生活，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再美妙的音乐也不能让人产生美感。这种朴素的感情想必会使一切曾经有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经历的人们产生同感，无论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