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观成事，闻往古，或有助益。玆将2003年当时SARS之疫，聊志如次，以供大家参考，是以为鉴

犹忆2003年春天，新兴传染病SARS悄然袭台，时台大率先披挂上阵，成为第一家启动抗煞 战疫的医院；到后期，台大以全国百分之三的医护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 患，并创下“零死亡”纪录。这场战役，成为我院长任内最悲壮、最残酷、充满惊涛骇浪 的一役，但也是最光荣、最感动、最无愧的一场胜仗。 虽然疫情早已远离，但午夜梦回，许多惊心动魄的景象还在脑海浮现。

初时，2002年12月底，中国陆续在网路传出某种“怪病”，悄悄流窜在广东地区，据 说患者不约而同出现高烧不退、咳嗽等症状，并且很快恶化为呼吸衰竭，进而死亡；然而 ，怪病的病原不明，传染途径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论有效治疗。 中国官方初期始终未正面证实其境内出现疫情，一直到情况濒临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 日首度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广东地区爆发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转而恶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 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医护人员。 由于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时，非典型肺炎早已随着便利的交通及春节假期，在 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传染开来，全球各国如临大敌，民众陷入集体恐慌。

仅和中国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虽也同样忧惧，但在疑凶不明之际，政府除了要求往返两 地的台商若有异常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应尽速就医外，似也无能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岁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烧、肺炎到台大急诊，第二天出现急性呼吸 窘迫症候群，进行插管治疗

3月10日转入加护病房隔离室。

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 也因发烧不退，到台大急诊就医；感控小组警觉到两人一家同时感染肺炎，太不寻常，产生高度警觉。我接获通报消息，正值前往龙潭开会途中，车上即刻去电林芳郁副院长，并约请感染科张上淳主任密切注意，当即成立因应医疗小组。

张上淳教授凭着专业判断，直觉事态不轻，一方面立即进行各项检查，开启标准作业流程 ，随即向我通报院内可能出现台湾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长随即在当天下午五时召开感染 管制小组紧急会议，做成几点关键决议：

(1)立即启动P3级感染控制防护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护隔离病房，空调完全独立，病人 口鼻分泌物也隔离处理；相关医护人员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两层手术衣、戴帽子、加 上两层手套并勤洗手。

(2)紧急征调加护病房隔离室，做为收治SARS病患的隔离病房。

(3)指派专责医护人员照顾勤先生与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严密管制加护病房隔离室进出人员，并由管控人员由监视器观测医护人员是做好百分 之百防护措施。

这些管控措施，确立了台大医护人员照顾SARS病患的基本守则，相信也是国内首波SARS疫 情得以防堵的重要关键。

SARS侵门踏户，直驱台湾，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线。

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长 、两位医务秘书、内科、外科、急诊、精神、护理、总务、医疗事务、医学研究等部门主 任及所有感染科医师，成立“SARS紧急应变团队”，从此每天上、下午定时开会两次，随 时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应变。

当天我们做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对勤先生进行活体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 原的答案。这是全球首例采集SARS病患发病阶段的病理组织（其他病理组织多于病患死亡 后采集），而病理科当天即化验出切片结果，对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义。为了怕开刀 房遭受感染，当时病人是在加护病房里直接完成切片手术，事后证明，这也是一项明智果 敢的决策判断。 接下来，疑似染煞病例接二连三出现，速度快得令人无法喘息，但台大仍临危不乱，剑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赢得许多赞誉。也因此赢得美国专家的信赖，在3月18日，将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岁孩子在越南旅游时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国疾病管制局三位专家陪同 下，包机自越南抵达松山机场，直接前来台大就医。最后台大很快诊断出，男童感染的是 一般肺炎，与SARS无关。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发送医。

25日，照顾勤太太的胸腔科总医师蔡医师，也因高 烧住进隔离病房，成为国内第一起医护人员感染SARS的病例。

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 京的员工爆发集体感染，其中四人症状较为严重，均送往台大急诊住院。 由于台大加护病房隔离室不足，此时我们发出希望其他医院能伸援的呼声，但没想到得到 的反应是“欢迎台大把肺结核病患转来，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径一致假推崇台大医术高超，以“台大比较有经验，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较好”。后来在疾管局及台北市卫生局协助下，三总收治一人，台北荣总收治两人。

27日，又有一名中鼎员工五岁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个敌踪环伺的孤独巨人。感染原不断涌入，却切不掉源头， 成为台大医护人员最大的隐忧。尤其蔡医师在N95、防护衣、护目镜等重装备下仍被感染 的消息传出后，大家肩负沉重压力，既要悉心照顾病患，又得全力保护自己。

后来我们研判，蔡医师在为勤太太紧急插管时，可能因为突然弯腰改变姿势，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 紧贴脸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剧烈咳嗽，蔡医师不慎吸入带有病毒的飞沫而感染。这始料 未及的情况，说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传染性之高，确属罕见，更让大家绷紧神经。

台大除了院内防疫不敢松懈，也支援全国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张上淳主任，每 天都为新闻局录制最新的SARS防疫卫教短片，让民众每天都可以透过电视，了解如何防范 SARS的侵袭。台大也举办好几场SARS病毒防治研讨会，提供其他医疗院所防治经验，参加 人数场场爆满。

一直到4月初，台湾第一波SARS疫情暂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陆续康复出 院；接触照顾的医护人员高达一百三十多人，医护人员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远低于香港 、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政府一开始自豪于台湾的“三零纪录”（零社区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医界人士推许最大功臣，应属守住第一道防线的台大医院。

我们此时不只一次提出警讯，研拟出“当SARS疫情扩大蔓延时政府的因应措施与建议方案 ”，强调防范院内感染远比社区感染更为重要，建议卫生署紧急调度一所专责医院来收治 SARS病患，以避免各医院交叉感染。可是卫生主管机关却不能洞烛机先，只着眼“社区感染”之防备，光是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传染病，中央与台北市卫生单位就互不相让，错失防治优势；后来在关键的防疫策略制订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纳雅言，与专业建议背道而驰，以致埋下祸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医院爆发集体感染开始，防疫工作节节败退，接下来就像兵败如山 倒，SARS如入无人之境，在全台到处肆虐；台湾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跃居全球之冠， 酿成一场世纪灾难。

4月22日，台北市卫生局证实和平医院出现集体感染，共有一名医师、两名护理人员、一 名技术人员及两名洗衣工等七人发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 湾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网已经破了！”不仅医护人人自危，社会大众更陷入集体恐慌，大 家疯狂抢购口罩、消毒水，SARS彷佛看不见的幽灵，随时威胁着每一个生命。

4月23日，本于“专业礼遇”的原则，台大医院主动积极地将和平医院两名病情较严重的 医护人员转来台大，并在卫生署追踪下，对六十一名员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属施以居家隔离 ；这一波疫情创下了SARS进入台湾后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纪录。

4月24日下午1时，卫生主管当局“师出无道”，在没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况下，竟然仓促 宣布“和平医院立即封院”，上千位医护人员及病患、家属被强制“关”在医院中，没有 足够的隔离防护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传染性的环境下坐以待毙。 透过媒体现场直播，我们不断看到和平院内失控的场景，医护人员不甘被遗弃，有人抗命不从，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着玻璃窗拉布条哭诉：“我们为什么要照护SARS病人？”其他科别住院病人家属则焦急的守候在封锁线外，担心家人的安危，场面岂是一个“乱”字 了得？ 当时变调的医护秀确实让人伤心，但政府“不给武器的战役”却更荒谬。和平封院的决策 过程，只能说草率无度，进一步的功过是非，相信历史终有评断。 “一步错，全盘皆输”，和平封院，未能封锁病毒，曾去过和平的病患纷纷隐瞒接触史， 形成隐性感染源，疫情如滚雪球般愈滚愈大

4月29日，先是邻近的仁济医院封院，中兴医 院也爆发疑似感染，台北马偕、北荣、三总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时有接触感染传闻 。同时，因病人交叉感染牵连，高雄长庚、高医、高雄荣总也陆续爆发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国医学院附设医院出现国内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医界几乎人 人自危。

5月1日，和平医院护理长陈静秋女士不幸病逝，成为第一位染煞过世的白衣天使 。

5月15日，和平医院林重威医师也因病情恶化，转院国泰医院殉职，结束年轻宝贵的生 命，令人非常痛心。这些噩耗不断传出，台湾上空如同鬼魅降临，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 市崩盘，人与人隔着口罩彼此猜疑，一声咳嗽都会挑起每个人的敏感神经，即使我所居住 的社区，也将我归类为“危险人物”。 至于台大医院，从四月底开始，急诊处人声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发烧患者，疑似病例如 潮水般涌入；病人对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们的医疗人力及环境空间明显超载，却又不忍见死不救。 

总计从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筛检761位SARS个案，经诊断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筛检人数达40人，诊断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暂留急诊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 有11人。台大总共约一百床观察床的急诊部，并没有独立的空调病房，六十多位医师及七十多位护士，每天都在高压力的环境下工作，已经接近崩溃。

我们陆续实施多项紧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调度：断绝院际交流，暂停主治医院到其他医院兼外支援，禁止调回轮调外院的 医疗人力，以切断院际感染的机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员减少聚集及走动，尽量定点工作。

(3) 口罩调度：第一线医护人员戴N95口罩，其余人员全部使用外科手术口罩。

(4) 发给非医疗同仁每人一支体温计，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关闭东址部分病房，将西址病房规划为SARS病患住院治疗专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当我们试图将疑似或可能病例转往他院时，得到的回应永远是“ 我们没有隔离病房”或是“隔离病房满了”，绝大多数医院仅是冷眼旁观，盘算的是“ SARS 病人最好别上门”；当时有医院甚至在门口张贴海报，台北市中心有家医院，竟然挂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请安心来院就诊”的昭示，真是百年难见的乱世奇景。

我清楚记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点半紧急召集多家医学中心院长共商对策， 因为医学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对抗SARS，若能合组团队更好。没想到我一踏进行政院的会议室，劈头就听到当时所谓“医界大老”的院长及林口长庚医院院长，以叫嚣的口吻称道：“这些是你们公家医院的事，与我们私人医院无关！”，令人不敢相信。当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义副院长英明卓处，强力约束各家医学中心共体时艰，可能有关SARS的防 治工作，将仍由几家公立医院独撑！“置身事外”，是这些医院所奉行逃难的原则；

我们的卖命演出，还落得长庚前主任委员吴德朗在回忆录中，揶揄我们因应SARS各样措施是“ 作秀”。

5月8日开始，台大急诊医护人员陆续出现发烧症状，

5月10日感控小组向我报告，急诊暂 留区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无比沉重：台大有无可逃避的社会责任，不能把病患 拒于门外，但身为院长，我必须保护每一位员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牺牲他们的宝贵生命， 不能让急诊成为院内感染的温床，“更不能让台大变成下一个和平医院！” 台大如果发生大规模感染，国内疫情势将失控，冲击与震荡将难以想像，我该怎么做呢？ 排山倒海的压力让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诉自己，不能让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 外，我必将辞职负责。心中有底之后，当天我召集相关主管紧急商议，决定以公馆院区疏 散病患，净空急诊内科暂留区，以进行封闭、隔离与消毒的紧急防疫。随即动员急诊部主 管及医护人员调度病房，漏夜模拟疏散病患至公馆院区的作业流程。

5月11日上午终于净 空急诊内科暂留区病患，中午开始进行完全善后，我同仁上上下下埋头苦干，无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缓和，甚至在门把上都验出了SARS病毒，我与院内应变团队 开会后共同决定，“台大要关闭急诊，决战境外”。我以电话向卫生署SARS总召集人李明 亮教授报告这项决定，李明亮当时非常不谅解，一直问我：“可以不关吗？这样民众会大 恐慌！”我以没有转缓的态度向他说：“真的没办法，我不能逞强。”我也向他说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尽量让冲击降至最低。当天晚间九点，台大便暂停急诊服务，全面消毒净空，这是台大创院一百零八年史无前例的。

当天夜晚九时，为稳定社会信心，特别约请欧 晋德副市长、李召集人，并会同感染专家及副院长们，在台大医院第一会议室郑重向全国 宣布台大医院关闭急诊服务，平稳而诚恳地将SARS疫情周知大众，以专业高度让民众安心 ，所以未衍生社会的恐慌。 我从来未曾有片刻考虑个人的历史定位，“宁可自己背负历史骂名，也不能让台大同仁折 损一人。”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启急诊的两星期内，我们获得台北市政府欧晋德副市长的大力协助， 积极增设户外发烧诊疗区、负压隔离病房、发烧诊疗区独立X光摄影设备、严格区分病患 动线、进行流量管制、加强教育训练等，同时也拟定复原计划，实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 疗、病房分区治疗、员工与病患体温监测、访客限制等院内保净措施。

5月23日，危机到达最高点，台大列管严重病人达九十一人，隔离人数高六百六十二人， 因为实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仅有的负压隔离病房早已额满。

为了做最坏的打算，我也请同仁拟出万一台大全面封院时的应变计划，幸而在全体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医院 终于控制住疫情，度过难关，重新再起。回想这段暂停急诊的决策过程，我仍认为无悔无愧，当时要是没有壮士断腕，SARS疫情势将难以收场。 另一方面，台大对于SARS病毒的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进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 进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药物。

台大医学院及医院共同在最快时间内，组成两组 防治SARS的研究团队：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团队：由内科部主任杨泮池召集，积极进行实验室工作，确定 SARS病毒的类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医疗团队的临床研究：由张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医疗诊治 方法”，提供全国各医疗院所参考应用。

当急诊重新开放，不过一星期时间，全台又送来966位发烧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 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们就通报了138例病例。

但台大医院在稍微喘息之后已经站稳 抗煞脚步，一步步逼退凶猛的敌人，没有再发生院内感染的病例。

时序来到炎热的6月， 全世界期盼的高温协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声。

6月6日，台大医院获得行政院颁发“抗煞有功”医疗团队奖座，我内心百感交集：从3月8 日台湾发现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台湾从SARS感染区除名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严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国百分之三的微薄医护人力，承担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这期间无人擅离职守，推托卸责，大家同 舟共济，心手相连，救人为先。过去台大获奖无数，这座奖却是用血汗及生命换来的，殊荣属于全体台大人。 回忆抗煞过程，我每天一大早进行全院广播，传达最新的资讯，加强信心喊话；另外也走 到第一线，抚慰重装防护的医护人员，并利用病房视讯关怀隔离住院同仁。我让同仁感受 到：他们并不孤单，医院会尽全力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患难见真情，一向“羞涩不敢求 ，孤傲不会给”的台大人，因SARS来犯而打破藩篱，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现也感动了冷漠 的社会，多少人写来鼓励的卡片为我们加油打气，多少善心人士踊跃捐输物资，甚至企业 领袖赞助研究经费，这些有形无形的力量，都是对抗SARS最有利的后盾。

当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镜，将人性的自私照得无处遁形：有人为了重利囤积防护物资， 不顾医护人员安危；有人无视居家隔离令，不顾可能散播病毒而四处走动；有人歧视医护 人员子女，强逼停课转学；然而医界也有人选择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医界大老”串 连大型私人教学医院，向政府施压，要求将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医院”，以免影响“生 意”。这是后来仓促设置“国军松山医院”的后面背景。 在抗煞战争中，叶金川教授在和平医院封院状态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稳住抗命 诸多医护人员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湾“时间正在流失，社会还卷在政治热潮， 无法自拔”。SARS席卷台湾时，正应验这个评判。这场战疫中，卫生署长、防疫处长和北 市卫生局长先后下台。在监察院约谈时，涂署长指称高估基层卫生单位、医疗院所的防疫 能力，以致防疫出现漏洞。 我则认为，中央及地方不同调，政治角力，多头马车，不能尊重专业主张，官大学问大， 贻误时间，不能有效指挥财团医院，才是原因。

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决定民众进入医院不必量体温，还落得召集人谴责，威吓将引用传染病防治法处罚台大医院，都令人 心寒。

SARS初期，许多医院排拒病人，但是后来健保局的医院补偿，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营运收入损失，以及领取抗煞有功的奖牌，这些医院不落人后，不也实在讽刺！回忆乱世众生相，我有感伤，有感动，有感慨，更感谢老天，让台大在前所未见的挑战中浩劫重生，继续迎接更多的试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