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散步，照例拐过那条熟得闭着眼都能走的人行道。实验小学的围墙外，平日里只有风过槐树叶的沙沙声，今天却像一个自由市场——吆喝声、笑闹声、车轮碾过柏油路面的咕噜声，混成一片热腾腾的喧响。我这才恍然：哦，九月了，今天又是“神兽归笼”的日子。
校门两侧的文具店，比赛似的把花花绿绿的货架直接摆到了人行道上。本来就不宽的路面，被家长和孩子塞得密不透风。本就无聊的我索性靠在一棵老槐树下，当个无所事事的看客。人群里，孩子的配置千奇百怪——有独一个妈妈牵着的，有爸妈一左一右护着的，更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齐上阵的。可滑稽的是，无论来几个人，那沉甸甸的新书包永远背在大人肩上。而宝宝们呢，早像撒欢的雀儿，扑棱到商店门口，对着满柜的练习册挑挑拣拣。最惹眼的是那些书套——透明的、磨砂的、印着卡通英雄的、缀满亮片星星的，孩子们捏着它们比来比去，犹豫不决，那副认真劲儿，仿佛不包上一个好看的书皮，在同学们之间很没面子似的。
我收回目光，转身离开那片热闹。身后，是新学期的序曲，是喧腾的、簇新的、是家长们都认为他们的孩子都是北大清华的好苗子的开始。一阵秋风吹过，空气中似乎少了些夏日的热浪，多了些凉意。我的思绪也“嗖”地一下，飘回了我的小学时代。那画面，永远是黑白的，像被漂白粉泡过，任我怎么用想象力狂加滤镜，都刷不出半点颜色。我上小学那会，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书套。“书套”这词儿，听都没听过，洋气得很。我们的念想，就是有一张黄不拉几的牛皮纸。为了它，挤在供销社里，抻着脖子，鼻尖几乎贴着脏兮分的冰凉的柜台，怯生生地盯着漂亮的美女售货员，希望引起人家的注意。如果运气不佳的话，可能从日上三杆等到日落西山，最后换来售货员从牙缝里挤出的俩字：“没了”。如果运气好，可能就很快买到。在她那张涂满雪花膏的、白里透着猩红的猪腰子脸上、那双刻薄的眼睛盯着天花板时，他会顺手甩过一张牛皮纸，两个手指头夹过你手里还带着汗的、恭恭敬敬递过去的皱巴巴的一毛钱，她厌恶地瞟一眼，扔进抽屉。那眼神，嫌弃得仿佛你递过去的是块擦过鼻涕的废纸。现在呢？满大街塑料书套，七彩斑斓，都能闪瞎我这老花眼，往书上一套，齐活，连剪子都不用动。孩子们哪懂什么“包”书皮，那是“套”书皮，嘻嘻哈哈抢着。家长们跟在屁股后头，举着手机“叮”的一声扫码，一切搞定。
回家后，那才是我真正的高光时刻。在炕桌上摆开阵势，裁纸、折角、压边，每个动作都透着一股子虔诚。最后包出来的课本，四四方方，棱角分明，拿在手里，那叫一个踏实，感觉自己就是全村最靓的仔！
这里必须得说说那个年代，这牛皮纸的“奢侈”程度。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能花一毛钱买张牛皮纸包书皮？那简直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才能享受的待遇！一毛钱啊同志们！能换两根带橡皮擦的香喷喷铅笔，或者三根光杆司令铅笔，还能找零买颗水果糖，在嘴里唆半天，糖纸还要收藏，装进纸盒里。所以，我大部分时候，只能捡旧报纸凑合。那玩意儿，看着还行，实则是个“纸老虎”，没两天就磨得千疮百孔，跟叫花子的衣裳似的。而且，当时享受这高级待遇的书，总共就两本：《语文》和《算术》。现在《算术》人家改名叫《数学》了，听听，多高大上！就像老师称教授了，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虽然干的活儿可能还那回事儿。
那个年代，我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作业本，凡正我是没有见过的，班里所有学生的作业本都是手工作坊的出品——自己订！那作业本，摞一起可谓百花齐放，确切地说是“百花残放”，没有最寒碜，只有更寒碜。封皮是牛皮纸？那是贵族。旧报纸？算小康。里子有白纸，还有更便宜的灰不溜秋的麻纸，甚至还有不少是去年的旧作业本废物利用，在正面写满了“我的理想”后，背面继续算“鸡兔同笼”问题，这倒也实现了循环经济，最早实现的碳中和。
对我来说，开学包书皮仅算开胃菜，最头疼的是订作业本。每次都得怀着上朝面圣般神圣的心情：洗手（怕弄脏纸），更衣（其实就一件汗衫），上炕（阵地），摆炕桌。然后像外科医生找手术刀似的，翻出剪刀，厨房里取来菜刀。把整张牛皮纸对折、再对折……心里默念着现在还觉得特高深的名词：“对折五次，裁出二的五次方张纸”。当然不能全做封皮，得精打细算：一半留着包那四本书的“豪华精装”，另一半裁成八个作业本的“经济适用型”皮儿。裁白纸同理。最难的是把纸张撴齐。在两张封皮中间夹上三十二张白纸，然后在炕桌上“咣咣咣”地来回撴，左撴右撴，上撴下撴，可那纸边就是跟你作对，死活不肯排排站。好不容易觉得齐了，赶紧请出那架老掉牙的订书机，这老伙计脾气比售货员还大，时好时坏。我每次都跟念紧箍咒似的祈祷：“一次就好！一次就好！求您老人家显显灵！”——可它偏偏爱跟我开玩笑，经常“嘎嘣”一声，订书针卡壳了！现在想来，那架订书机还是生产队的公共财产，我是公物私用，属于媷社会主义羊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