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派的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因此法家变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众当成君主的工具，通过严刑峻法，把百姓都变成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把国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
所以法家和儒家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是针锋相对、完全相反的。比如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也就是《尚书》所说的"民为邦本"，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法家却认为，君主是国家主体，或者说，国家的存在是为君主服务的。所谓"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就是说，百姓对君主有什么用呢？作战的时候，可以贡献生命；和平的时候，可以贡献劳力--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说认为，君主应该争取民心，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民众的感受就是上天的感受，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百姓满意，君主才能继续做下去。法家却坚决反对这一点。韩非子在《显学》篇中说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
意思是说，不懂得政治的人才会说要争取民心，如果要获得百姓的支持后才能施政，那么要政治家有什么用？人民都像无知的婴儿一样，政府要他们吃点小苦以谋求永久的大利，牺牲一代人的幸福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竟然全然不能了解。如果治国的时候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那国家必然要陷入混乱。
儒家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因为他们有不大不小的"恒产"，所以心态很平稳。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基础，那么他就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会走上歪门邪道。
商鞅却说，治国之要诀是"弱民"和"胜民"。也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为什么呢？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意为只有民弱了国才能强，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