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江行唱和诗百篇

《南乡子·集句》

寒玉细凝肤。清歌一曲倒金壶。冶叶倡条遍相识，净如。豆蔻花梢二月初。

年少即须臾。芳时偷得醉工夫。罗帐细垂银烛背，欢娱。豁得平生俊气无。

“集句”的历史追溯由来已久，始于西晋的诗歌，所谓集句，是指集辑前人的诗文成句以融汇成篇的一种作词手法。用这种手法所作的词称为集句词，它是一种特殊的词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集句满足了人们的一种特殊的审美需求，尤其在宋代经久不衰。

谁也想不到这首不着痕迹、尽得风流的集句词，出自尚未弱冠的苏轼之手。苏轼时年19岁，刚刚迎娶了正值豆蔻年华的王弗为妻，彼时母亲程氏夫人仍健在，苏轼和王弗的姻亲大事也是在她的一手操办下实现的。她为儿子择取的妻子和她自己一样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善解人意，通情达理。

正处在人生上升阶段的苏轼，还没来得及从京城向远在故乡的母亲传递喜讯，反而从故乡传来了噩耗，程氏夫人因病逝世。苏轼回忆起年少时母亲的谆谆在耳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禁悲从中来。父子三人星夜兼程，仓促离京。在苏轼进京赶考的这段时间，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媳妇守护在家，当苏氏父子赶到之时，家中已是篱落破漏，房屋倾败，一片残破，满目荒凉。丧礼在举家悲痛的氛围中缓缓筹办，苏洵挑选了一处名唤“老翁泉”的地方作为苏家坟莹之所，程氏夫人就安葬在了这里，苏洵逝世后也安息此地，故又称之为“苏老泉”。苏洵对这位秀外慧中的妻子怀着诚挚的深情写下了《祭亡妻文》：“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称。昔余少年，游荡不学；我知子心，忧我泯灭。感叹折节，以至今日……自子之逝，内失良朋。我归旧庐，无有改移。魂亏未泯，不日来归。”字里行间充溢着连绵不绝的遗憾和悔恨，对妻子的纯良品格和生前行止充满了深沉的缅怀之情。

在儒教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官员父母去世之后的丁忧制度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执行着，有明文规定应去职守丧二十七个月。

时光倏忽，守丧期满。苏洵在此之前，曾先后两次接到朝廷诏令，诏他回京。苏氏父子商量妥当后，决定举家迁徙，此时已是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的秋天。此行有六人：苏氏父子三人、苏轼妻王弗、苏辙妻史氏、刚出生不久的苏轼长子苏迈。和上次陆路进京不同，此次苏氏一家选择了水路东进、陆路北上。水路途径嘉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夔州、三峡、江陵，江陵后上岸经陆路北上抵达京城。

此行对于苏氏一家来说，所见所闻超乎想象。苏轼、苏辙二人在经历过科举锤炼和母丧悲痛之后，不再倨傲浮躁，也少了几分紧张迷茫，更多的是持重与练达萦绕满襟。可以相见，苏轼伫立船头，极目远望，所思所想已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一家一城，他已然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满腹才学交诸万民社稷，有生所学必将如这快船乘风破浪，不畏艰险。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

“三苏”一路前行，沿途风光旖旎，难掩才情外溢，三人纷纷吟诗颂景，将途径之地的美好尽收一字一句之中。自眉山至江陵凡一百篇，汇编为《南行前集》，苏轼为之作《叙》；自江陵至汴梁凡七十三篇，汇编为《南行后集》，苏辙为之作《引》（今已亡佚不存）；前后两集合称为《南行集》。《南行集》是苏氏父子唯一一部合著诗文集。值得惋惜的是，《南行集》自宋以后便已失传，仅有苏轼《东坡集》和苏辙《栾城集》中可见蛛丝马迹。《南行集》的价值是反映了北宋中叶的社会现状，真实地再现了民生疾苦。如苏辙曾在《竹枝歌》中写道：“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长无衣犹苦寒”，读来不免伤感，颇似白居易之《卖炭翁》中所诉说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苏轼在《黄牛庙》中也写道：“青刍半束长苦饥，仰看黄牛安可及！”他以一种比兴的手法较为隐秘地道出了世态之艰。除此之外，苏洵晚年的思想状态也由此集可见一斑，如《题白帝庙》云：“白帝有灵应自笑，诸公皆败岂由兵”，纵观历代英雄，历史成败皆由天时地利人和所定，而非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种发人深省的历史沉思让人不禁啧啧称赞，感喟不已。叶梦得曾在《避暑诗话》中说道：“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这恰好契合了苏洵晚年诗歌的风格特点。

苏轼为《南行前集》所作之《叙》指出：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苏轼以一种精炼扼要的语言形式极为准确地阐释了“三苏”的一贯文艺主张，即文章应有为而作，不可为文而文；崇尚自然，但不推崇粗滥；纯粹如玉，雕饰如锦，粗俗滥造之辞不可入诗。这种文艺思想既阐明了《南行集》的一贯风格，也顺应了当时的文坛希求新变的潮流，更是“三苏”自始至终所秉持的创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