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过后，春节的气氛愈演愈浓。尽管西伯利亚的寒流肆无忌惮地入侵了乌蒙山区的每一个村落，但依旧无法阻止家家户户挖土灶、烧柴火，宰杀年猪的满腔激情。对农村而言，杀年猪是祭祀先祖的一种民间传统，也是辞旧迎新的一种生活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里将会风调雨顺、六畜兴旺。
一晃眼，离开故土已经六年了。身处异地他乡的我，每逢春节到来之际，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家乡人杀年猪的情景，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杀猪饭”是我儿时记忆中的“盛宴”，也是我长大后思想里“乡愁”。
对于农村孩子而言，腊月里的每一天都是被日渐浓稠起来的年味和无法掩饰的喜悦与亢奋笼罩着的。我也不例外，常常会因看到邻里人家杀过年猪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常向母亲打探着：妈妈，我们家什么时候杀猪？还时常在心里用手指盘算着家里宰杀年猪的“倒计时”，其实我所期待的不只是那顿丰盛的“杀猪饭美食”，而更多的是因为年猪杀了，除夕也就不远了。
每逢杀猪的头一天晚上，我都会因为过度兴奋而失眠。早晨天刚蒙蒙亮，我都会在母亲的锅碗瓢盆声中自然惊醒。“他爹，赶紧起来挖土灶，燃柴火、烧开水啦，”，母亲叫唤着父亲。我随身起床草草盥洗后，哆哆嗦嗦的站在院子里跟着他们忙前忙后，天很冷，但我心就像父亲燃旺的柴火一样温暖。等到土灶上大铁锅里的水开始沸腾的时候，天色已经通亮了，父亲事先请好帮忙的邻居陆陆续续的来到我家，一个忙碌而又愉悦的日子就这样自然而无声的展开。
当我看着十几位年轻力壮的叔叔伯伯们摩拳擦掌，看着父亲把年猪从猪圈里赶引诱出来，按照他们事先布局好的围攻战略，很快就将一头几百斤重的年猪拖上了杀猪桌，三叔拿起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入猪的喉咙，一招毙命，年猪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后呜呼哀哉，猪血四处飞溅，随后就被叔叔们抬到土灶上的大铁锅里，在滚烫的开水浸泡下刮去猪毛，然后又端上桌子准备开膛破肚。面对这样活生生的杀戮，年幼的我竟然没有一丝畏惧，反而把它当作一种习以为常的乐趣和热闹。
母亲常说：“杀年猪的那天，是我一年四季中最最听话懂事的一天，因为那一天，无论母亲叫我干啥我都会对她言听计从，任由她呼来唤去，从来都不会顽命反抗”。我常常被母亲叫去邀请邻里亲戚来参加我家的杀猪宴，来来回回要跑好几十趟。我也常常被母亲使去菜地里割白菜、拔蒜苗还有香葱。我总是毫不犹豫的就提着镰刀和竹篮，迎着凌冽刺骨的寒风屁颠屁颠的向村头的菜地里走去。我一脚踏进菜地，只听到覆盖在菜叶上无色透明的冰凌子嘁嘁喳喳的破碎声，然后钻进我的布鞋里，脚底顿时产生一种透骨的冰凉感。我以最快的速度割好白菜拔好葱蒜，然后向家飞奔而去，一路上默念祈祷：希望我的猪腰子还在，不被别人抢走。
等我回到家，把竹篮放下，猪真的被叔叔们开膛破肚了，三叔举起冒着热气的猪腰子，向周围的小孩们发号司令：想要的举手，谁的手举的最快，猪腰子就给谁。孩子们异口同声：“我要”，“我要”。我灵机一动，每次都是先举手后出声，所以每年的猪腰子都非我莫属。
我双手捧着红通通热乎乎的猪腰子，像中了六合彩似的欣喜若狂，对同龄人大呼小叫着：“我牛不牛，每年猪腰子都归我”。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渴望得到猪腰子，一群人围着我把猪腰子用铁丝插着伸到灶火上烤，烤熟之后，抹上盐，你一块我一块的津津有味的品尝着，像吃山珍海味一般。
到了中午，被邀请的邻里亲戚都陆续赶来了，家里像办酒宴一样热闹。母亲还有几位伯娘把准备了几个小时的饭菜端上餐桌，对农村人而言，这似乎是一年四季中最丰盛的午餐了，香喷喷的菜肴里充盈着浓浓的年味，亲戚邻里们人们吃在嘴里，乐在心里。
每年的杀猪饭，我几乎要跑遍整个村庄的每个角落，请人，买酒买烟，跑菜地，一天下来，我已是腰酸腿疼、气喘吁吁、全身无力，按理来说杀猪饭我也功不可没，可像我这样的小孩通常都是不能上桌吃首席的，我只有等客人们吃完才能吃。可我毫无怨言，心里依然像过年一样的高兴，以至于事到如今，我还依旧怀念家乡的杀猪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