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一个人。

他总是沉默地坐在座位上，像一尊雕塑，白白胖胖的一座雕塑。有时我会端详他圆润的脸，红红的，极其健康的面庞。我想象他在家里吃什么样的午饭、晚饭，猜测我家门口的娃娃图画是不是曾请他来做模特。

他总是沉默地坐在我前面。只有到了随堂考试，我忘了带橡皮或是尺子一类的东西，我们才会有难得的交流，虽然这交流是无声的。我会伸出手去，用食指戳戳他的后背——他汗湿的衬衣。即使是下雨天气，正冰凉的时候，我若是求助于他，触碰到的也是一件汗湿的衬衣。

他总是十分听令地将我忘带的东西传给我。他总是十分迅速地收回手，直到转过身去才肯将拳头松开，像一个笨拙的魔术师在变某个容易被看穿的戏法。在此之前，他会以紧握的姿势在我桌上留下我需要的东西。

他总是考得很好的成绩。他是班里第一名的常驻客。他上课时有我们望而生畏的专心，似乎有人在暗地里，用无形的手掌牢牢按着他的头，迫使他在四十五分钟内都保持一个朝向和姿势。老师曾在讲台前，洪亮的向大家夸赞他，让我们以他作为榜样——看看人家，下课不像你们，只知道跑跑闹闹。人家在干什么啊，写作业！人家一天的作业都在下课十分钟写完了。人家……

的确，他从不站起身来活动，好像他的腿注定无用似的。我们也都觉得他这样很有道理，下课的时间写完作业，放学回家后就有更多的时间踢足球、爬墙，永远不用记着提前回家做功课。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他课间写作业不是为了放学的玩耍。他回家后还有更多事情要做，他有很多辅导课和很多额外的作业，诸如课外英语班和我们都不喜欢的奥数班。

小学毕业时，我挤到报名板前，一眼看到了他的名次——年级第五。我们发出不满的抱怨，好像考失误的不是他，是我们；好像他是我们全班的希望，是我们的代表，是我们的英雄。英雄怎能容得失败呢？他理应考第一。然后，我看到了我的名字，离他很远。然而我还是很满足。在我为我这次的好发挥而兴高采烈跑回家时，听到周围的一个声音：

“郑秋好像因为没考第一哭了，他妈拖走他的时候特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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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的生活枯燥无味。我每天下午下楼玩的时间被突然被挤掉，只有在周六我才能从早上九点一直待到天黑；周日也不行，周日我要补没动过的作业。我从来不顾忌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只有在紧临考试的那三天，我才会打开从来没有复习过的教科书。

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和几个小学同学挤到表彰板前面，试图寻找自己的照片。两百个面孔，四张大海报，每张都印满了五十个人的照片和姓名。我从第一张开始看，每一张脸我都浏览过。第一张毋庸置疑的没有我，第二张也没有。第三张……

我突然看见了郑秋的名字。原来他也和我在一个初中！可是我从没有看见过他。再看照片，他的头发剃得只剩一层深灰色，为了遵守学校的发型要求。可是郑秋怎么会沦落到这个位置？他是我记忆里的三好学生，是班长，同时还是大队委。他是我们长久以来羡慕的对象，他怎么会沦落到这个位置，以至于紧随其后没多少的，就是我的照片？

我们——我和另外的小学同学，脑袋都伸在了一起。看得出来，他们和我都是同样的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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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有一个学生跳楼了，没有成功，但是变成了一个残废，终生都要靠着一把轮椅过日子。
学生家长跑来学校，在班主任办公室、教导主任办公室、校长室门口都大闹了一场，尖着嗓子骂遍了每个楼层，指名各老师不负责任、给孩子施加过多压力。后来学校给她的孩子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她才戒了“打官司”的口头禅。

正巧那天，语文老师叫我去了一次办公室。我那段时间的古文默写出了意外，接连三次没有达到满分。这怎么像是一个马上中考的孩子该拿的成绩？于是我被要求在办公室补考一次，如果这次能过，我就免于一乘十的罚写。我敲敲门走进去，找了一个地方，将纸抵在墙上，开始默写出师表。身后，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正在聊着什么。我不由自主飘散了心神，开始旁听她们激烈的对话。

她们在聊那个跳楼的孩子。她们说，那个学生是六班的，学生的家长也是一名老师。

“唉，好歹也是一个高中老师！”我不知道是谁在说这句话。不过这话已足够有冲击力。一个高中老师的孩子竟然跳楼了，那这个老师的业务能力似乎有待再考核。更何况，一个老师跑来另一个学校闹事，实在是有点自相矛盾。

我写着，速度却有点慢了。我觉得我是在假装默写，假装回忆，假装自己没有听到她们不屑的声音。语文老师在我身后突兀地喊道：“张鹤川，快点儿，要上课了。”

“诶。”我应声，赶忙重新聚焦我的注意力。身后的声音也戛然而止，不只是她们刚刚想起我的存在，还是语文老师的一句话拉开了沉思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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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生活过的非常紧密。很快，我毕业了，进入了大学。可是又很快，我换下了便装，套上了衬衫。我的脸上也有了胡茬，粗糙的小胡茬。我想，我现在有了一个男人的样子，虽然也少了一些活力。我终于也接到了关于同学聚会的通知，那个据说每个混得好点的人都要去几次的“炫耀场”。

包间设在家乡的一个大酒店。是小学同学会，在周六晚上。我订好了周六早晨的火车票，一路向北。为了应景，我还特地去了曾经的小学门口，却发现找不到踪迹，只有许多排住宅楼。它们是哪来的？总之，我的“应景”的愿望已落空。那地方先是变成废墟，又变成了楼房。

在周围转了转，终于临近约定的时间。我叫出租车把我送到酒店。我走进去，上楼，推开包间的大门。有些人已经到了，我们面面相觑，都竭力从对方脸上找出一丝线索——你是谁？
我向所有人打了招呼，笑着报上名字，就找了各地方坐下。我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掏出手机，假装自己很忙，虽然我的工作已经暂时托给别人。

聚会开始，酒过三巡。推杯换盏中，我越来越热，有点发晕，可还是要不停拒绝干杯邀请。我索性假装喝醉，借着已经上来的酒劲，仰面瘫靠在了椅子靠背上。大概是专为应酬设计的靠背，软绵绵的，我也不觉得难受。于是我便真的越来越困，周围朦胧的人语声，此刻成了我有生以来听到过最助眠的音乐。

不知过了多久，宴会还在继续。我开始捕捉听到的一些信息，女人们或男人们的八卦和回忆。
“初中……”这是谁的声音？怪好听的。我晃了晃脖子，继续听他们的对话。
此时我已经忘了我身处小学同学会，而认真听他们聊起我初中的故事。十三中的名字一闪而过，我便在迷迷糊糊中把周围的人都当作了我的初中同学。

然而，在一片朦胧里，我听见了郑秋的名字。紧跟其后是一些使人惊醒的词汇，诸如“跳楼”、“自/杀”。我以为郑秋跳楼了，赶忙坐直身子。

郑秋的确是跳楼了。不过显然不是刚刚，不是几天前，也不是这几年。“他好像，从五楼跳下来摔坏了腿。”一个陌生的男人说。“是不是初三那年？”旁边有人附和。

“对！”男人打一个响指。“就是那年！听说是抑郁症，已经很重了。”

原来那年我在办公室里听到的，竟然是他的恶讯？

另一个陌生的女人开口了。“他也不想想他妈以后该怎么办。”

哦，原来那年我在走廊里见到，从同学的笑谈中听到的泼辣女人，竟然是郑秋的母亲？

“他妈怎么办？”男人嗤之以鼻地拔高了音量。“你知道他上课为什么坐的那么笔直吗？连动都不动一下的。”

是为什么？

我想起那时候他在我前边，笔直而且僵硬地坐着听讲，两只手臂以标准姿势叠在胸口前。他简直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只是坐着。我觉得他的注意力不全在听讲上，至少，有一部分被放在了维持坐姿上。

“他妈就在对面楼。”另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出现，大家转头看他。“他妈每天都在对面楼，就是窗户对着的那栋。他妈每天都会看着他。”

“但是她哪来的时间？”

“为了他的大好前途，辞职了呗，全靠他爸的工资凑活过着。”

……

“他妈去买菜的时间一直飘忽不定。郑秋又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暂时离开。”还是这个人，看上去了解甚多，但我认不出他。

然后，随着周围的人语声和八卦的信息，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人们的话语将我的神智全部带回到了十一岁那年。我觉得我和郑秋合为一体了，僵坐着确实很不舒服，可我不能抬起胳膊或是扭动身子，我的神经连接不到肌肉。我还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开始朦胧。郑秋这个小个子男生，正在夺走我的意识。

我的眼睛撇了一下又很快回到了黑板。仔细回忆，那应该是一扇窗户，黑漆漆的看不见有没有人。这才是郑秋上课时真正注意的吗？

二．
数学老师在前面发卷子，许多人正在收拾桌面的混乱。考试，最害怕的考试。我紧张，但竭力克制着我要咬铅笔杆的欲望。随着每一道题目的推进，艰难的推进，我的后背愈来愈凉，汗也从我额头渗出来。没多久，后面的人戳了戳我，说他又忘了带橡皮。“郑秋，橡皮。”我掏出橡皮，但却担心他看见我手心的伤痕。如果我的秘密在此被一览无余地暴露，他一定会问我问题，他会在惊讶中得知我如果不能保持第一手心就会被打肿的消息。也许他还会嘲笑，然后当作交朋友的时能用的卖点散播出去。一切都有可能，我又不了解他。我不了解班里的每一个人，但我对每科老师都略有耳闻。即使是随堂小测，妈妈也能从他们口中套出我的名次，然后实施奖惩。有一次，班主任无意间看到我的余伤，很深地叹了口气。

我只能紧握拳头，我别无选择。我将橡皮轻握在手心，手移到他的桌面上，像吊车释放货物一样释放他要的橡皮。然后我又将手移动回来，拿起铅笔，这回才算是松开了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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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说，小升初考试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我应该全力以赴。

她总是在我面前提及“人生”这个字眼，可她从未解释何为人生。有一次，我问她，“什么是人生？”

“就是不像我这样，年轻不懂事到了现在才明白事理。妈就是当时不听话，所以你是妈妈的希望……”

她又开始喃喃自语似地说个不停。但我知道她是在说给我听，她想让我努力。我理解，否则我也不会在小学的期中期末考试前，做完每科都有的一厘米厚的复习题。她给我联络辅导老师，讲清所有我的困惑。

我是出生就被赋予了向前苟延残喘地前进的使命。

那天我随着人群挤向展板，展板离我的眼睛越来越近，然后我把目光直接投向了第一张纸的第一行。模糊地我看见它是个三个字的名字，但我叫郑秋！从这一秒开始，我的冷汗又开始如雨流下。每每紧张，我身体内的水分就会不受控制，全部大张旗鼓的向外逃脱。我在人群里蠕动着前进，然后确认了我将要面临什么。我没有达成期望。

所有人都继续涌向展板。所有人的脚步和心都向前，只有我悄悄背对他们走向外边。无论是喜是悲， 所有人的家长都在这一天尽量淡定，只有我的……

只有我是被拖走的。

然后，他们都看见了。我只是如实报出了我的名次，我只是抑制、掩饰了使我浑身瘫软的失望，尽量表现的处变不惊，便被打倒在地。她的手掌甩在我后背上，我踉跄一下便扑向了水泥地面，左腿的膝盖一阵火辣的蹭伤。我很少出去玩，像别人一样奔跑、摔倒，但我熟悉擦伤的滋味。只是……我从未在上百人的注视下表演丑剧。

我用双臂撑起上半身时看见了我的影子，和包绕它却躲开它的大片阳光。阳光洒在水泥地面上，我半趴半跪地卧在水泥地面上，我们都熟悉了地面的气味。然后，泪水腐蚀我的鼻腔，一阵酸胀。我哭了，我紧紧抿着我的嘴唇，我哭得十分隐忍。一片严重的模糊里，我眼前的景象不停的闪烁，是泪珠从我眼眶脱离。我释放了它们，任它们被水泥地面吸去。

然后，她抓住我的右臂，我觉得我的胳膊像一块橡皮泥被她肆意揉捻。她要我站起来，我尝试了一下却失败了。我还是两腿发软，于是她开始拖拽我，就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让我像一辆雪橇滑行着前进。我就这样滑出了人群，我一路扭动挣扎，像一条被老鹰叼住的肉虫。所幸，很快她就放开了我，让我自己颤抖着爬起来。

我猜，我已经吸引了身后所有家长的目光，我将会在他们的回忆里画上一笔印记。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考砸的特差生，会认为她这一切是望子成龙的无奈之举。我会以另一种形象在他们回忆里生存，直到他们也闭上眼睛，将我的丑事带到他们将要见到的某位神，或者仅仅是一片混沌。

然后，我们回到家里。她凶猛的眼神投过来，身体紧跟着开始行进。她像是在虐待动物，我怀疑我的血缘是否真正有她的一部分。昏暗的房间里，只有我在地板上哀嚎打滚。

第二天，我带着藏在衣服下面的红伤痕和青色瘀块，走进了她精心为我挑选的初中预科班。

救护车把我送走时，我在心里不断地祈祷：老天，上帝，无论是谁，请确保我能死的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我不断地祈祷，我为死亡祈祷，我在心里为它谱写赞歌和诗。死亡真像是一首诗，它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它是世界上唯一不羁的魂灵。剧烈的疼痛在我身体里敲来敲去，但我闭上眼享受这一切。不同于三年前，那时我还稚嫩，理会不到它其中蕴含的哲理。我很快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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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秋跳楼那天，事情是有预兆的。

赵清正仰视着一个楼顶上徘回的身影。

他是学校的保卫处职员。此时他逆着光仰视这个黑影在楼顶上蹲下、起来，像是在布置电缆的维修工人。可是学校最近没有需要维修的事项，他便开始疑惑。然后，黑影站上了楼顶边缘，像远处挥舞一下双臂，恍若即将入水的跳水冠军。“唉，唉唉——” 赵清大声喊道，“你——”

在刺眼的阳光里，黑影从楼顶落了下来，像起重机释放货物时呈现出的短暂的自由落体。黑影从阳光里被剥离了，他不再因逆光而模糊不清。

当他落到地面时，赵清才看清他的身体——一个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现在是蓝红色校服。赵清颤颤巍巍小跑向了教务处，“跳楼！跳楼了！”主任看着他苍白的脸，一秒后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接着，救护车和警车都来了，门外渐渐围聚起陆龟般伸长脖子的观众。直到这时，赵清才猛地想起来，刚才应该先叫120，再去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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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当我醒来时，都能看见她在窗帘旁坐着，翻阅报纸或削水果。

我想，是不是每天，她也这样坐在窗前看着我的教室？

三年前我进入十三中，虽然离家没远多少，但她执意搬家。她要继续监视我。

她仍然不时出现在窗帘后，可我摸不着她的确切踪迹。只有一次，我跑操结束回教室时，无意间抬头望了一眼对面的居民楼。我恍惚中看见她的左半边脸，我不能确定那是不是错觉，那张脸隐藏在阴影里，也许是那个卧室里的白色挂钟造成的假象。但我不能再去仔细辨认，如果是真的…？她从不让我分心，小学时就是这样，如果我没有按老师教的标准姿势坐稳、不动，她不会让我有心情上第二天学。她会抄起那把厚戒尺。因此我不能分心去辨认那是不是她的脸。冷汗又从我前额冒出。

我的腿废了，护士走进来换点滴时，我突然阻止了她。

“不用换了，我不想。”她惊异的看我一下。

“我理解你，日子总会好起来。换上吧。”毫无真意的一句话。她还是换好了吊瓶，我无奈地转过头，看见妈在窗帘下望着窗外。她总是在想什么，我也是。

日子不会再好起来，但总算宁静了片刻。

她不再和我说话，除了偶尔递过来一个苹果，或者是橘子，或者是香蕉。我终于可以随心所欲的看电视，但我还是不能用手机或电脑。于是，由于与外界的联系中断，我并没有事先得知同学要来看我的消息，当第一个人从病房门口进来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紧接着，有十几个人和几个老师都走了进来，在我病床周围坐下。

我的同学面面相觑，不断地看我、看别人，似乎都为这场面尴尬。我知道他们是不敢说话，十几岁的孩子当然不如老师善于沟通。不过，既然都是老师，为什么她和这些老师差距会这么大？难道别的老师也会提前回家站在窗帘后吗？难道别的老师也会不耐烦地敲击戒尺，催促孩子在规定时间内写完作业吗？难道别的老师，也会在众目睽睽时，将最亲爱的孩子从地上拖走吗？我经常看见接近放学时，自习课上，语文老师收拾东西准备放学的情景。她会微笑着说，孩子今天晚上想吃小米粥。难道她的笑是假的吗？！

我的眼眶又湿了。然后，班主任带头，开始问我的病情，问我还要不要回去上学。有两个同学把带来的花放在了我枕头边上，我看见妈撇了那花一眼，满是厌恶。

“有压力，尽管说出来，任何一个老师都可以。千万别担心会有人嘲笑你，不会的。”班主任老师安慰说。这是我十六岁的短短人生里，第一次听见有人用温柔的口吻对我说话。小学的班主任尽管为我发愁，但只是很深地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更什么都没有做。她更是从不对我露笑，只有在亲戚朋友面前才会喜笑颜开地炫耀我的成绩。

我从余光里隐约看见她的目光。她在注视我，还有我们。好像这个病房里的小相聚和极短的温暖是危险的、有罪的，她正提防这一切。

“郑秋，班上很多人没来是因为初三太忙，他们其实特别在乎你的，状况。”为了表现关心，班主任拉起我的手紧紧握住。然后，还是在我的余光里，她从窗帘旁的椅子上站起来，快步走向我的病床。“啪”，她生硬的打了一下我的手，“你把手抽出来！”她说。这是她两个星期来说的第一句话。

班主任迷惑地看着她。“老师您别误会，我不是生您气。我是怕这孩子尝到甜头。”

这次我没有冒冷汗。相反的，周遭的空气变得干燥、阴冷，激起我的鸡皮疙瘩。结局当然是不欢而散，所有老师都说不要再打扰我了，免得影响我休息。他们突然没由来地从病房里出现，现在也突然没由来地从病房里退了出去。走在最后的男生轻手轻脚掩上了我的门。

她又走到我的床边，床头柜上摆着那两束花。“你今天很丢人，你今天真的太丢人了。”她说，她抱起那两束花。我三年来从未担心自己的生命，但现在我担忧这些花的。它们是不是要被扔下楼去？

“现在这么老多人都看见你这模样儿了，还送花？你也好意思收？现在谁都知道你是个抑郁症，还跳了楼！这叫我怎么说出去？别人怎么笑话我？你以后再敢这么丢人，看我不把你胳膊也抽断了，让你一辈子躺在床上坐吃等死。“她将花塞进垃圾桶，喃喃自语骂说给我听。我理解她，她是怕我尝到甜头。

我有一点反胃。她又说，“反正你这样子也靠不上一中了，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师范三中的位置，高中你就在那儿吧。“

我很想开口问她，我简直有一种冲动要开口问她——你，不，您，还会继续盯着我吗？我还会再继续体会那天跑操回来时的毛骨悚然吗？我还有希望继续生活吗……
但我没有问。并且，她马上又开口说了下一句话：“正好我在那儿能租着房子。那儿还是学区房呢，你看我给你做了多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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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从楼顶跳下来那一刻只是命中最大的劫难之一但不致命，我的灵魂仍然鲜活并且可以挽救——那么现在我一定是死透了。我一定是死透了。我再也没有机会一瞥别人的正常生活，我连一次小小的机会都没有。她是不是要以母亲的如此温暖陪伴我走入大学？毕业后，她是不是一定要和我共租一间出租屋？她是不是要和我的妻子进出同一扇家门？她是不是还要如此陪伴我将来的孩子？是不是所有城市里的窗户后面，都有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影子！？我真恨她啊，但只是恨，恨透了；我也恨我，但不只是恨，我又起了杀心。

所以我才会趁她拿着削好的苹果走近时，夺下她尚未放下的刀。

生物老师曾在课堂上说过，在那个被暗中监视着的课堂里——他说，人最关键的动脉在颈部，而不是手腕。他说，颈部动脉被划伤后，这个人一定会在一分钟内失去生命迹象。班里的同学都惊讶地议论纷纷，质疑电视剧里的割腕情节。只有我平静地在课本上记下了这句话。

现在我狂喜地想起这句话。所以我只用一刀，就结束了我的人生。她跑过来了，她终于露出了慌张至极的神色，但我相信她会将我的死讯保密。我想在静谧中离去，所以我的确希望她保密，只有这一点上，她与我是互相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