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驿站的女站长
阿玲的菜鸟驿站开在烟火渡新区的临街铺面里，左右邻居一家是理发店，一家是水果摊。每天早上七点开门，晚上十点关门，全年无休。货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包裹按编号排好，门口放着一台扫码机，墙上贴着取件码规则。她站在柜台后面，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扫码、递件、找件、喊号、查单号、处理投诉。她的驿站不大，面积也有限，但每天的包裹量能堆满整条过道。她一个人理货、一个人入库、一个人等客户上门取走，电话响的时候，女儿在角落写作业。
她离婚那年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前夫在省城有了人，把房子和债务都留给她就走了。她有半年没缓过来，白天上班、晚上回去照顾孩子，后来就开了这家驿站，把自己的一天切成碎片，每一片都用得干干净净。她说开驿站的时间是自己说了算，不耽误接送孩子。但实际开了以后，她发现时间比自己说了算更少，变成包裹说了算。早上七点，快递车停在门口，她把一袋袋包裹拖进店里，先用手机扫码入库，再按编号整齐码放在货架上，然后等着客户来取。中午女儿放学来了，书包放在柜台底下的小桌子上，她趴在那儿写作业。阿玲在旁边理货、通知取件、处理投诉，偶尔抬头看一眼那埋着头写字的脑袋。
刚开始那半年最难。她一个人搬货，手腕经常使不上劲，有时一个包裹从货架上掉下来砸在脚背上，疼得她蹲在地上缓了半天也站不起来。最忙的时候她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女儿泡面吃了一个月，后来女儿自己都不愿再碰那牌子。有天晚上她理完最后一箱货，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用围裙擦了一遍脸，发现围裙上不止有汗，还有印子。她没哭，就坐着，看街灯亮起来，店铺一个接一个关门。她站起来去喊还在等她的女儿，给她穿好外套，收拾书包，推着自行车一起回家，车筐里放着一袋超市打折的菜。
驿站开了大半年，她第一次赶上双十一。那段时间快递像潮水一样涌进来，货架摆不下就堆在地上，过道都塞满了，人侧着身也进不来。她每天从早干到半夜，累得直不起腰。女儿放学回来没地方写作业，她把柜台收出一角，让女儿坐那儿。女儿在一堆包裹中间写作业，有人在门口探头取件，她喊一声“扫码”，然后把手机贴过去。双十一那几天她睡在店里，用纸箱拼了一张床，铺了一件旧羽绒服。她让女儿睡在柜台后面那张折叠椅上，女儿说挤，她说就几天，忍一忍。她把手机闹钟调成震动，夜里醒两三次，听见门外的货车刹车声就爬起来接货。最后一波货卸完的时候已经是第七天凌晨了。她坐在那堆纸箱中间，看见女儿趴在折叠椅上睡着了，校服袖子蹭了一截灰印子，铅笔还夹在指缝里。她没有叫醒她，又坐了一会儿，才起身去锁门。窗外的路灯照进来，把包裹的轮廓拉成长长的暗色。她把女儿校服上的灰用湿巾擦了一下，擦了两次才擦掉。
第二年她招了个兼职大学生，每天下午来帮忙理货，她轻松了些。女儿升了三年级，不用她接送了，自己背着书包来驿站写作业。她给女儿买了张儿童书桌放在柜台后面，配了一盏小台灯。女儿写完作业就把本子收好，有时候帮她贴取件码标签，贴得歪歪扭扭，阿玲也不重贴。她能自己坐公交回家了，阿玲在门口看着那辆小身板挤上去，才低头继续理货。女儿学会了自己写作业、自己热饭、自己背书包过马路，比同龄孩子安静许多，阿玲有时候想跟她说句什么，嗓子却像卡住了一样。
第三年她把驿站重新装修了一遍，添了新货架，装了监控，换了更亮的灯。她算了算账，发现欠的钱还清了。那天晚上她跟女儿说，想不想回老家看看外婆？女儿说，想。她说，那这周末走。女儿说，真的？她说，真的。她买了高铁票，带着女儿坐上了那趟开往几百公里以外老家的列车。她们坐在靠窗的位置，女儿一直看着外面，火车穿过田野、隧道和村庄，阳光在玻璃上移动。她给女儿买了盒饭，女儿吃完把盒盖合好，说妈你瘦了。
她没有接这句话，把纸巾递过去，说擦擦手。然后她转头看着窗外，田野还在往后跑，她想起自己上一次回老家是离婚以前，那时候还觉得自己有人挡着，什么东西都还能分一半来扛。现在没人跟她分了，高铁的座位卡得紧紧的，女儿的手指搭在她手背上，窗外那片土地越来越近。她在心里跟自己说，熬过来了，没拖垮女儿，没瘫在账本上，还能回去见她妈一面。火车快进站的时候女儿问，外婆家还有以前那种栀子花吗？她说，应该有吧。这是她第一次不确定地说出“应该”。但她觉得有，她愿意相信有。因为日子还在继续，日子还会继续，她还能推着这辆装满包裹的小车走很久。快递车明天早上七点还会准时停在门口，她的门还会打开，灯还会亮。
她没跟女儿说还清债务的事，只是在高铁上拍了一张窗外的照片发了朋友圈，配文只写了一个地名。那是她们出发的站名。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树影，手指从扶手上松开又握紧。火车还在往前开，那些包裹还会来，而她还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