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报》刘虹大姐芳龄60，今晚上完成在报社的最后一个夜班，决意退休了。带班总编王勇和中外方一帮小伙伴们为她荣休准备了一个漂亮大蛋糕，他们簇拥在刘大姐身边拍照片，把照片贴在朋友圈，于是我这个离开上日18年的老朋友也知道刘大姐今晚在编辑部上最后一个夜班。

我和刘虹亦师亦友，24年前，我从北京到上海求职，在衡山宾馆的《上海英文星报》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刘虹。她的先生王宁军面试的我，给我出的写作题至今还有印象：上海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要是用卡车装，排成一列往西走，第一辆已经到了苏州观前街，最后一辆还没有离开上海的人民广场。以此为题，写一篇英文特写。王老师公事公办，刘老师却是百般温和，我离开的时候她一直送到衡山路的街边，那里曾是当年法租界的核心，按说求职季应是暮春时节，为啥印象里有好多法国梧桐的硕大落叶铺在人行道上？

后来，我留在北京进了中国日报总社。当年英文星报是中国日报和上海市政府的合作机构，上海市出场地、资源、钱，中国日报出人。在彼时中国，搞新闻的人才多，搞英语的人才也多，但是用英语搞新闻的人才就那么几个，属于特殊人才。

在朱英煌总编辑任上，两家成了一对怨偶，到了1999年，仅存的脸皮也撕破了，中国日报上海办跟英文星报本来是一队人马两个牌子，现在成了两对人马三个牌子，大家只隔着一条马路分道扬镳：刘虹王宁军跟着张慈云姜建军从衡山宾馆搬到马路对面的东亚富豪酒店，开始筹备《上海日报》，陈卫华陈启德等残部留下。经此一役，中国日报在上海滩元气大伤，加上跟上海市府交恶，基本边缘化了。

那时候我正好从中国日报香港版回上海探亲，去了东亚富豪，看看王刘二位老师，也看看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到底长啥样了。所谓无巧不成书，那趟悄悄过去时记者证竟然掉在酒店大堂，前台又非常负责地把它寄给了中国日报。人事部主任孙岩老师亲手把记者证还给了我时，脸上充满惋惜的表情。我心里那个骂啊，掉就掉了吧，我不知道掉哪里了，报社人事部倒知道了！更恼火的是，我回帝都正赶上南联盟炸馆，没有证咱过不了管制线，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去美国大使馆扔臭鸡蛋的机会。

闲话少说，《上海日报》从衡山路搬到虎丘路文汇大楼的时候，我跟刘虹大姐做了同事。当时我仗着手头能写，经验丰富，不管是谁带的兵，热衷于给各部门的年轻同事分享自己那点东西，刘大姐私下里也劝我，告诫我不要引起别的部门同事不快，给人出风头，拉山头的观感。等到报社搬到威海路的时候，我觉得张慈云当年把我从香港拉到上海的那句话：“Let’s do something big.” 已经落空，就决心走路。去意已决，看到刘大姐在编辑部里，我说刘大姐，我走了哈，就走了。

此后18年，交流见面的场合屈指可数。对于上海日报老中青三代来说，老路这个最早期创业元老只怕根本不存在吧。他们不了解我到上海来的新闻梦，看不到我的巨大牺牲，有的人还可能一度为干掉一个一身锋芒的人感到快乐。让他们快乐吧。我还是我，此时的心情，还是和当年裸辞时拂袖而去时一样：“我的离开是这个国家的损失，我何叹息。” 虽然说历史无非如此，有些人要钉在耻辱柱上，而我们还得生机勃勃地活着。

刚刚给刘大姐致电问候，这是老编辑最后一个夜班。记得当年在新华社夜班上，有位英国来的润色编辑当晚退休，总部三楼大平面上繁忙中平静一如往昔。临近午夜的时候，这位仁兄收起挎包，系上围巾，静静地走到部门的出口，突然，寥落的键盘声停止，所有附近的编辑们仍然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举起右手拍打着桌子，一下一下，轻快而热烈的拍桌子的声音，响彻在对外部和国际部的编辑工位上。这位今晚荣休的英国绅士，给我们一个侧脸的微笑，信步走了。后来在一些英联邦国家议会里，比如巴基斯坦上议院，看到议员们在需要鼓掌的环节，单手拍打着桌子，才明白在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落，可以点头不算摇头算，也可以拍着桌子表示敬意。

坦率说，一个特别的行业，一个特别的人，需要一个特别的告别，就像今晚的刘大姐。他们走时，何妨组织一个适当的告别。人事有更替，往来成古今。告别这个事情不弄好，有很多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