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绘画一事上，我想没有比我更笨拙的了，和子墨打了一辈子交道，也常常在纸上涂抹直到晚年所画的小兔小鼠等等，小动物还是不成样子，更不用说人体了，这是我屡屡思考不能得到解答的一个谜。
我从小就喜欢画在农村，多么贫苦的人家，在屋里也总有一点点美术，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你走遍多少人家便可欣赏到多少形式不同的、零零碎碎的、甚至残缺不全的画。
那或者是窗户上的一片红纸花，或者是墙壁上的几张连续的雾石画，或者是贴在柜子上的香烟纸盒片，或者是人已经老了，在青年结婚时亲朋们所送麒麟送子的“中堂”。
这里没有画廊，没有陈列馆，没有画展。要得到这种大规模的、能饱眼福的欣赏机会，就只有年集。年集就是新年之前的集市，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
在年集上，买完了鞭炮，就可以去看画了。那些小贩，把他们的画张挂在人家的闲院里，或是停放大车的门洞里。看画的人多，买画的人少，他并不见怪，小孩们他也不撵，很有点开展览会的风度。他同时卖神像，例如“天地”、“老爷”、“灶马”之类。神画销路最大，因为这是每家每户都要悬挂供奉的。
我在童年时，所见的画，还都是木板水印，有单张的，有联四的。稍大时，则有了石印画，多是戏剧，把梅兰芳印上去，还有娃娃京戏，精彩多了。等我离开家乡，到了城市，见到的多是所谓月份牌画，印刷技术就更先进了，都是时装大美人儿。
在年集上，一位年岁大的同学，曾经告诉我：“你如果去捅一下卖画人的屁股，他
就会给你拿出一种叫做“手卷＇的秘画，也叫“山西灶马”，好看极了。”
我听来，他这些说法，有些不经，也就没有去尝试。
我没有机会欣赏更多的、更高级的美术作品，我所接触的，只能说是民间的、低级
的。但是，千家万户的年画，给了我很多知识，使我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方面
的故事。
后来，我学习文学，从书上，从杂志上，看到一些美术作品。就在我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书箱里，我的案头，我的住室墙壁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
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们的很多照片或是画像。
进城以后，本来有机会去欣赏一些名画，甚至可以收集一些名人的画了。但是，因为我外行，有些吝啬，又怕和那些古董商人打交道，所以没有做到。有时花很少的钱，在早市买一两张并非名人的画，回家挂两天，厌烦了，就卖给收破烂的，于是这些画就又回到了早市去。
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
“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胃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第1页
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
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
运动渐渐平息了。我想念过去的一些友人。我写信给好多年不通音讯的彦涵同
志，问候他的起居，并请他寄给我一张画。老朋友富于感情，他很快就寄给我那幅有
名的木刻《老羊倌》，并题字用章。
我求人为这幅木刻做了一个镜框，悬挂在我的住房的正墙当中。
不久，“四人帮”在北京举办了别有用心的“黑画展览”，这是他们继小靳庄之后发
动的全国性展览。
机关的一些领导人，要去参观，也通知我去看看，说有车，当天可以回来。
我有12年没有到北京去了，很长时间也看不到美术作品，就答应了。
在路上停车休息时，同去的我的组长，轻声对我说：“听说彦涵的画展出的不少
哩！”我没有答话。他这是知道我房间里挂有彦涵的木刻，对我提出的善意警告。
到了北京美术馆门前，真是和当年的小靳庄一样，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四人
帮”别无能为，但善于巧立名目，用“示众”的方式蛊惑人心。人们像一窝蜂一样往里
面拥挤。这种场合，这种气氛，我都不能适应。我进去了五分钟，只是看了看彦涵同
志那些作品，就声称头痛，钻到车里去休息了。
夜晚，我们从北京赶回来，车外一片黑暗。我默默地想：
彦涵同志以其天赋之才，在政治上受压抑多年，这次是应国家需要，出来画些画。
他这样努力、认真、精心地工作，是为了对人民有所贡献，有所表现。“四人帮”如此对
待艺术家的良心，就是直接侮辱了人民之心。回到家来，我面对着那幅木刻，更觉得
它可珍贵了。上面刻的是陕北一带的牧羊老人，他手里抱着一只羊羔，身边站立着一
只老山羊。牧羊人的呼吸，与塞外高原的风云相通。
这幅木刻，一直悬挂着，并没有摘下。这也是接受了多年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
太怯弱了，太驯服了，这样就助长了那些政治骗子的野心，他们以为人民都是阿斗，可
以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几乎把艺术整个毁灭，也几乎把我们全部葬送。
我是好做梦的，好梦很少，经常是噩梦。有一天夜晚，我梦见我把自己画的一幅
画，交给中学时代的美术老师，老师称赞了我，并说要留作成绩，准备展览。
那是一幅很简单的水墨画：秋风败柳，寒蝉附枝。
我很高兴，叹道：我的美术，一直不及格，现在，我也有希望当个画家了。随后又
有些害怕，就醒来了。
其实，按照弗洛伊德学说，这不过是一
连串零碎意识、印象的偶然的组合，就像万
花筒里出现的景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