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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过兵，在上海参训过多期非洲海军学员，也曾两次随中国海军专家组在非洲度过数年光阴。
转业到地方后，我被公司派到几内亚，再次来到了非洲。
尽管非洲我并不陌生，但几内亚却是第一次来。不过几内亚海军里有我很多当年的学员，算是虽远有故知。一到科纳克里我就想见见他们。
记得当年在上海时，有一位叫马米的学员，足球踢的很溜，颇有大将风度，是几内亚海军足球队主力，性格开朗活泼，和谁都熟，是大家公认的“兵头儿”。找到了他，也就不难见到其他人。于是决定先到港口找马米。
科纳克里港是军民两用，入口处又是保安，又是警察，还有宪兵，戒备森严。初来乍到，我还没来得及办港口通行证，跟门卫好说歹说都不放行。
正一筹莫展，忽见过来一年轻的几内亚海军士兵，就过去跟他搭讪说，我想去海军码头找马米，但无证进不去。小伙子愣了一下，我立马解释说，我是马米他们在中国学习时的老师。小伙子心领神会，马上跟把门的说，他是我们的中国老师。于是我就堂而皇之地跟着他来到了几内亚海军码头。
执勤哨兵指着码头跟我说，马米正在那艘苏联炮艇上干活呢，示意我稍等，他去通知。
我很纳闷，他怎么会在苏联炮艇上呢？我正琢磨着，只见马米急冲冲跑了过来，他一眼就认出了站在码头上的我。他兴奋地大喊一声老师，马上就紧紧抱住了我，按几内亚的风俗，在我的左右两颊各碰了三下。随后，他指了指海面，略有点哽咽，轻声地对我说：“老师，您看，我们都是败家子，中国给我们的炮艇坏的坏，沉的沉，一艘都不剩了。我们真怀念在中国学习的日子。那几艘炮艇是连接几内亚和中国的纽带，现在炮艇没了，纽带断了，我们重返中国学习进修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说完他抹了一下眼，就去招呼其他在中国学习过的学员了。
我朝港湾看了看，有几艘法国及原苏联的小艇泊在那里。
我们曾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勒紧裤带，无偿地援助了他们数艘炮艇，又无私地为他们培训了成建制的艇员，我多想在大西洋之滨看到我们祖国送来的舰艇。然而，中国培训的学员还在，炮艇一艘也没了。
我望着风平浪静的几内亚湾，怅然若失。
一声“老师，您好”的汉语问候打断了我的沉思，回头一看，身后站着十来个几内亚海军官兵，他们个个面带灿烂的笑容。随后，一个个都按几内亚方式热情地拥抱了我。他们围着我，急切地询问有关中国的一切，当然问的最多的是他们魂牵梦绕的上海。我向他们展示了印有上海新貌的挂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声赞叹：“变化这么大，真是不可思议！”看到这些昔日的几内亚上海学员在为中国，为上海的巨大变化由衷的跳跃欢呼，我内心深处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艇没了，友谊仍在，那点小小的伤感又化作了师生重逢的愉快。
打这以后，但凡去港口办事，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去军用码头看望一下。因为次数多了，港口把门的都认得了我，只要一出现在大门口，他们便会手一挥笑着说：“中国老师请进。”
我住在科纳克里达乌亚街区的“经参处大院”。六七十年代这里曾是中国援几人员的大本营，占地面积相当大。院里到处都是枝繁叶茂的芒果树，成排成排的苏制木板屋就隐藏在浓浓的树阴下。鼎盛时期这里住有好几百中国专家，军事组、农业组、水电组、……，热闹非凡。围墙周边的居民就称其为“中国大院”。
这些几内亚海军学员，也时不时在下班后穿着便衣来“中国大院”看我。其中马米和卡玛拉来的次数最多。卡玛拉和马米既是老乡又是挚友，他们俩同时从几内亚东北方古城康康入伍海军，又同时来到中国上海受训，且同时分在机电班。而我则是机电专业的译员，从课堂到船舱我们朝夕相处了几乎一年。他俩一来，我们便坐在木屋前的芒果树下促膝谈心，我给他们讲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变化，他俩则向我倾诉他们这些年来的喜怒哀乐。
卡玛拉身高一米九几，练过柔道，身强体壮，性格刚烈，富有正义感，对中国怀有特别的感情。有次，我和他在海军码头旁谈点事，一辆小车一路鸣着喇叭从我身旁快速驶过，我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卡玛拉见状火冒三丈，马上打手势让车停下。他把开车的小子从车里拎出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有你这么开车的吗？你知道他是谁？他是我的中国老师，如果你伤害了他一根毫毛，我就把你的车砸扁，把你揍烂！
开车的司机一臉茫然，偷偷抬起头瞥了我一眼，又看看卡玛拉，点点头，嘟哝了一句对不起，悻悻然开车走了。
在几内亚大选公布结果的前一天，马米匆匆来到大院嘱咐我，选举结果公布当天千万别上街，就待在大院里。时局动荡，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尤其得胜方会朝天开枪以示庆祝，挺危险的。交代完又匆匆离开，说是去码头执勤去了。
我感受到了温暖，在远离祖国的西非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