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社会秩序，有许多不同的分析，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的描述颇值得注意。
据他说，二十世纪是个新的时代，因为商人和政党领袖这个阶级已然衰弱了，逐渐崛起的是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由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和技术知识匠（technicol intellgentsia）所组成的。
古尔德纳在书中明确地说，要「对一个垂死的阶级唱挽歌」。这个垂死的旧阶级就是金钱阶级。
这个阶级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形成了一个以商人、财团和政权结合的统治阶层。可是，这样一个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尚未来得及掌权就已被驱逐了。如今，其托命之处，仅在美国。美国是世上旧阶级势力最强的地方。但是，一方面，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正与日俱增，越来越多人认为政府只是为少数大财团谋利。另一方面，新阶级正不断成长，八十年代的美国大学生就有一千三百万人，且研究生的比例也在增加。同时，高教经费也在快速增长。因此，新阶级的繁荣程度极为快速，政府主要已由技术知识工匠占领，成为管理阶层，商业界也出现专业经理人。新阶级的壮大，即标帜着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古尔德纳当然雄辩滔滔，但是他的预言毕竟无法令人信从。
因为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正如何联合成为一个新阶级，或不论它新不新，联合成一个阶级就是个引起争论的话题。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差异，恐怕跟知识分子与商人的差异不相上下。
而新阶级与旧阶级之势力消长，据我们的观察，情况好像也跟古尔德纳相反，无论知识分子或技术知识者，声势均日黜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力量宛如水银泻地，「人力资本」云云，实难与金钱资本抗衡。古尔德纳喜欢用来解说知识阶级如何壮大的机制（学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学校，特别是公共教育的学校，是知识阶级的养成地。可是办学校是要花钱的。学校经费的两大来源，恰好就是政府和财团，亦即古尔德纳所谓之旧阶级。而由旧阶级所豢养的机构，能培养出超越、独立、自主的新阶级及其品格吗？理论上是可能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斯诚戛戛乎难哉！何况，出钱的政府和财团，掌控学校，要求学校承担他们交付的任务，为他们服务，亦早已成为惯例。许多学校则根本奉此为其「天职」。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焉能孕育出新阶级来？
我们看现在的大学，学生入学，一定是考虑所读科系热不热门。亦即：一个学校、一个科系的评价标准，在于其市场价格。市场价格越俏的学系或学校，地位就越高，社会也越重视，其办学资源则越多，所培养的技术知识也亦越火。其交互形成之网络，便决定了某些知识领域的荣与枯。
每年媒体都会热心做些大学声望之调查。可是这些调查老是去问企业家对各校毕业生的看法。企业主在替大学打考绩哪！什么学校的毕业生受企业主欢迎，什么学校就是好学校。却从来没有人质问：为什么大学要培养让企业主满意的人才？为什么不是知识分子替企业品题？为什么企业主可以讨论跟企业无关之科系的毕业生？
大陆的情况先不谈。台湾教育部曾做了另一项调查，调查台湾与东亚各国高等教育大学生素质状况。发现台湾高教人口多达千分之四十四，在亚洲仅次于韩国，但大学生素质似乎比不上日本韩国香港等处。这显示台湾高等教育前景堪虑。
但为何高教素质降低了呢？一般也都从经费上看。说日本大学生一个人的单位成本是一百二十万一年、香港中文大学九十万、韩国六十万、台湾只有公立大学二十二万、私立大学十三万，当然办不好啦。
高教投资不足、财务窘困，固然为现今大学之一大问题。但如此论事，岂不仍是唯钱主义吗？不仍是把高教问题化约成了财务问题吗？
高教问题化约为财务问题，不只此一端。方今办学者，皆倡言企业化经营。大学的企业化经营，约有二要，一为财务控制，要做到如企业般，获致利润盈余；二为组织管理，亦要如企业般严饬有效率。殊不知学校乃非营利事业，经营性质根本与企业迥异，岂能将之企业化？学校乃道义组织，内部有其知识伦理与运作逻辑，也不可能采用企业组织的管理方式。
然而，现在谁也不管这些，从政府到财团企业，到各大学校长，都努力地朝这条路子上走。
大学内部，对知识的创造性兴趣，当然尚未灭绝，但其媚俗性格越来却越明显。以迎合商业体制炒作的时尚、流行、娱乐为开放、为进步。以配合政策及业界需求的论题及研究，来争取资源，都越来越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大学的依附性格，其实比从前更甚。
综合这些状况看，我们很难如古尔德纳那般乐观，认为旧阶级已经衰颓到可以替它唱挽歌了。二十世纪兴起的这个知识阶级，或许正如古尔德纳所说，曾经形成一种阶级力量，也展现了它颠覆旧阶级的潜力。可是，如今已被旧阶级吸纳收编，成为金钱阶级的附从者了。
这是知识阶层的危机。对此危机缺乏正确认识，反而以为形势一片大好，则是另一个危机。
还有一个危机，是知识分子处此危机之中，应对的策略，居然不是批判金钱阶级以及这个阶级将一切人文事物价格化、资本化、市场化的倾向，而是自虐式地指向知识阶层本身。说救国救民的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只是自我麻痹的士大夫精神，故须采取批判性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解剖：要了解知识是一种关系、一种权力运作的方式等等。这不是荒谬的事吗？
我在古尔德纳这本书的中译本译者说明里，就读到这种貌似激进实则荒唐的见解。译者痛批五四运动以来之知识分子意识，已嫁接在新儒家道统主义上，成为一套保护性和自我封闭的意识型态，具体效果即是知识分子之自我崇拜意识。因此他要与之决裂，要批判。批判的方式则是要引进葛兰西、福柯等思潮，以打破原先由实证社会学和新儒学家所垄断的僵化领域。
新儒家不是道统主义，亦不曾垄断知识分子论述。因此这类批判其实只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恇怯，色厉内荏。对真正不义的社会权钱阶层，不敢去撄虎须，反而批评欲澄清天下的知识分子是「自我麻痹、自我崇拜、精英意识」；并对知识领域中谁较具发言势力异常在意，只重视知识界内部的权力关系。
这就是新时代的左派吗？勇于在知识界内部争权，却绕过了真正的问题。这实在是当今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危机呀！
这个危机，在二十一世纪不但没有消失，目前还在扩大。假疫苗事件，正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八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