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乡镇上小学初中，没有放过暑假，都是放“麦假”、“秋假”，麦假三周，秋假四周，加起来也差不多合着一个暑假的时间。
差不多在进入六月的时候，学校就放麦假了，因为时值农忙，作业相对的要少些。家在农村的同学，跟随父母一同下地收麦去了。镇上各个机关上的孩子，则忙着打杏、摘椹子，混天度日地玩，或者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吱悠吱悠地回老家帮忙。
小时候我也曾上过麦场。爸爸因为早早地出来工作，“农转非”了，所以老家里仅有爷爷奶奶的两亩地。我家是个大家族，我五服内的兄弟有九个，姐妹更多。收麦的时候，并不是各顾各家，而是排好各家次序集中收麦。当年农业机械尚不发达，几乎全靠人工，我只认得镰和木锨，其余的工具就叫不上名字了。
姥爷、我妈都在供销社工作，全家都是非农业户口。我妈虽然自己家没有种过地，但是并不娇气，打惯了算盘的手，拿起镰来也不畏惧，但毕竟是长期不从事重体力劳动，真正劳动起来，还是被我那些大娘嫂子们甩在后头了，手上很快就磨起了大血泡。
对于他的兄弟子侄来说，我爸就是一个文弱书生，从小读书，十七岁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土地，吃了国粮，成了一个“住房儿”的人。“住房儿”用本地口音来说，要读作“住发儿”，发是二声，儿化韵。意思是住的房子是公家的，不是自己的。而在老家人的概念里，只有老宅的房子才是属于自己的，离开了老家，就等于在外飘泊，虽然令人羡慕的吃国粮，但是没有自己的房子就等于没有根基，是令人同情的。
爷爷奶奶当时已经不年轻，六十多奔七十的岁数，爷爷由于肺和气管不好，长年卧病，农活对于他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工作。 奶奶小时候家境十分富裕，不仅两个哥哥识文断字，她自己也在大名城里上学到高小毕业。奶奶不俊，由于家里娇惯，脚也没有裹好，嫁不了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最后带着几亩地作为嫁妆，嫁给了我爷爷。奶奶自小学的是针线女红，针脚细致，还会绣花，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利利索索。但打水做饭都干不好，更不要说农活，嫁到这个家里之后，半辈子的时间遭妯娌和侄媳们的笑话，分家之后，粗重的活计又不得不干，粗糙的食物和农活的劳累压抑使她早早地掉光了牙，压弯了腰，从我有记忆时起，她已经是一个腰弯到九十度的垂暮老人，其实当时她还不到七十岁。她只有我爸这一个孩子，一心供他读书，当年时代的原因，我爸高中毕业后无法再升学，回乡做了赤脚医生，还帮村大队写写材料。奶奶一向“敬惜字纸”，直到我记事，我爸的一些写过字的纸，她还留着，用麻绳捆好了，挂在大门底下，防潮防鼠咬。公社书记来村大队时，看到我爸写的漂亮的字，很惊叹，一问还是高中毕业，就直接选出来到了公社做了通讯员。
我爸有出息了，走出了困扰奶奶几十年的土地，她佝偻了半辈子的腰才挺直了些。
奶奶是“西乡”的人，而爷爷家在“东乡”。对于在山东河北交界处的这个村子，山东即为“东乡”，河北称作“西乡”。在当地人们的意识里，并没有严格的省界之分，而是以东西方位来区分。彼此的村子都搭界，连我们家族的祖坟都是在河北境内的。去趟河北也就是三步五步的事儿。
我家的劳动力情况，就是如上所述。虽然只有区区两亩地，但对于我家来说，依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好在大家族的人一起上阵，难事也变得容易些。爸妈并不自私，虽然干不惯农活，但是不会白让大家帮忙，尽自己最大的力，和大家一起从割麦坚持到颗粒归仓，直到把家族最后一户的粮食收回家里，才完成了“过麦”这一年中最重要的节点。我爸的家族荣誉感大概就是从这样的集体劳动中得来，认为家族兴则自己兴，谁家要有事，尽量帮助，而且后来陆续把几个侄子、侄孙从农村的土地上带出来，或者支持上学，或者帮助找工作。
麦收时节，铺天盖地的是金黄，麦子是黄的、太阳是黄的、空气中扬起的芒和尘土也是黄的，唯有远处的几棵杨树，叶子大了，招摇出一点绿色。闷热、干燥是麦收时节的最深刻的感受。我上麦场，只是瞧个热闹，不起任何作用，大人们也不给我分配任何工作，只是坐在地边看着。出来一会儿就嚷着热，一直盼着卖冰糕的来。
骑车驮着泡沫箱子到地头上卖冰糕的人，都是半大孩子，大人们都在紧张地过麦，半大孩子才能担当这个轻省的工作，为家里创一点儿收。冰糕五分一块，有白的，也有染成黄色的，纯粹就是凉水加糖精。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直接用麦子换，销路十分好。平时舍不得吃冰糕的家长们，此时也慷慨起来，用簸箕撮起刚脱好的麦粒，打发孩子去换几块。没有秤约，卖冰糕的小孩儿手掂着估量一下，大差不差就行了。
即便是这样，也还是有舍不得换冰糕吃的，大人计算着能收多少粮，换多少钱，留够口粮后，还能给家添些什么，孩子上学的费用，老人吃的止疼片，提留钱、化肥钱、种子钱，林林总总，都是要钱的。 孩子闹腾，哄不好了就给两巴掌，实在不行，就给上几分钱买包糖精来，放进塑料桶里兑水喝，这才压服下了，总比买冰糕便宜些。
麦收完撂到场上，某个哥哥开拖拉机拉着碌碡（其他地方也称石磙）来压，反复的压，反复的挑，在我看来十分枯躁无味。我不知道大人们心里是不是像书中描述的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只看到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沉重、劳累、疲乏，每个人都在强撑着。晌午吃饭，男的们不离场，是各家媳妇回家做了带到场上。这个时候就看出谁家媳妇贤惠能干了。我的哥哥们岁数都大，最大的哥比我爸都大，我姊妹仨是同辈里小的。我的八个嫂子们有的麦前就早早的包下带肥肉丁的大包子，放在阴凉处的大缸里，麦忙时只需要晌午回家上锅馏一下，就是香喷喷的一顿饭；有的嫂子手脚麻利的和面擀面条，煮好了用井水拔几遍，切上黄瓜丝，拌上麻汁，浇上蒜泥，就着腌得流油的咸鸡蛋，又劲道又凉爽，十分适合这个时节；还有的嫂子送来的饭是半发不发的干馍馍，还带着碱大了的黄印子，啃着黑不溜秋的咸菜疙瘩，哥哥吃得好不委屈……我奶奶做饭不行，不会揉圆馍馍，只会切成大卷子，也不会炒菜，只会把菜拌上油、盐放在锅里蒸，没滋没味儿的，好在爸妈每次回家都会给爷爷奶奶买很多现成的吃食，在场上的午餐虽不丰盛，倒也还凑和。奶奶给我们小孩儿煎鸡蛋，倒红糖水，岁数小，随便吃吃也就饱了。奶奶从不吝啬，爸妈带给她的好吃的，她拿到地头上分给家族里的小孩儿——那些与我同龄的侄子侄女们，一个一个的叽叽喳喳叫着二老奶奶。
有的年头不跟着回老家过麦，留在镇上跟姥娘。姥娘年轻时候种过地，后来农转非，也就没有地了。家里并不缺粮食，但过麦却像一种规律一样，到时候就自然躁动起来。天不亮就把我叫起来，骑着她的小三轮拉着我，去马路上，去田间地头拾麦穗。干过农活的知道，拉麦子掉在路上的，是任由人捡的，割过的麦地再搂一遍，再有剩的，自己家要是没空再捡，也由人去拾了。姥娘醒得早，每天四点多就起来了，洗脸抹油，练香功。练完功，就叫我起来。叫一遍不起，再叫一遍。我就在姥娘的催促声和窗外的月季花的香味中醒来了，揉着惺忪的睡眼，用凉水抹一把脸，跟着姥娘出门。穿着短裤背心，躺在她的小三轮斗上，摇摇晃晃半睡半迷的跟着她走。此时大概五点多。有些连夜割麦的，已经在路上有遗漏了，出门再晚些，怕是被别人捡走了。路上的收获并不多，有时就转到别人家搂过的地里，三三两两的麦穗也能拾一些。姥娘勤快，一个过麦下来，也能拾个几十斤粮食。
这些都做完，麦假还有一段时间，作业是照例不肯做的，总有办法糊弄过去。姥爷骑上三轮车拉着我去赶集，我背着我的军用水壶，壶里的水随着车轮转动发出咕哩咕噜的声响。供销社各种零食饼干都有，但是没有时令水果，我俩就顶着大太阳转着看哪有刚下来的杏，拣又大又红的买一篮子，回家慢慢吃，有的还泛点青头，咬一口酸得满嘴都是口水，需要再捂几天，有一回我把最好看但是还发硬的两颗杏放在枕头底下，忘了，几天后姥娘换床单，发现这两颗已经压扁烂掉的杏，已经把枕头和床单、褥子都给染了，把我揍一顿。
我十几岁后，老人们陆续地都故去了，家从镇上搬到城里，也再也没有土地。留在农村的亲人们，也早就不再人工收割，联合收割机到地里一转，一亩地连割带脱粒，几十分钟就全收完了，十分轻省。
更多的土地盖上了大棚，西瓜、豆角、西红柿，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源源不断地从这些闪着晃眼银光的大棚里运送出来。
农村富裕了，留在农村的我的哥嫂渐渐老了，侄辈除了搞农业外都有另外的副业，早已不会完全指望土地过日子，孙辈里大的也要上高中了，都是家里的宝贝疙瘩，过上了空调、电脑、汽车的生活。那种大家族集体过麦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
麦收的印象也慢慢地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