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冬天，空气是干冷的刀子，刮在脸上生疼。但那个周末下午，阳光难得有了点暖意，像稀释了的蜂蜜，涂在津口那座小公园光秃秃的枝杈上。
江枫双手插在旧羽绒服兜里，人字拖换成了磨毛边的雪地靴，踢着路上的碎石。公园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老头在远处慢腾腾地打着太极。我们停在一个结了薄冰的池塘边，冰面下能看见几尾僵滞的红鲤。
他忽然不踢石头了，看着那池死水，吸了吸被冷风吹红的鼻子，没头没尾地念： “曾经沧海难为水，” 他顿了一下，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 “除却巫山不是云。”
念完了，他自己先嗤笑一声，像是嫌弃这股酸气，搓着手哈出一大口白雾：“冻死了，走吧，带你去个暖和地方。”
我没问那诗什么意思。好像那一刻，语言是多余的。那句话本身，带着它冷峭的节奏和莫名的庄重，已经像一枚印章，啪地一声，盖在了那个冬天的下午。
他说的“暖和地方”，是他小时候混迹的游戏厅。烟雾缭绕，按键噼啪作响，充斥着少年们激动的叫骂。他熟门熟路地跟老板抬了下下巴，换了几个币，塞给我一把，自己站到一台老旧的对战机前，眼神瞬间变得专注，手指翻飞，那股懒洋洋的劲儿全不见了，像个临战的将军。
他教我怎么发大招，怎么连击，输了就骂街，赢了就得意地挑眉，用胳膊肘撞我一下。在那片喧嚣和混乱里，在他短暂的、全神贯注的侧脸上，我好像窥见了一点他成为“江枫”之前的模样。
我们还打过乒乓球。在厂区老干部活动中心破旧的球室里，绿色的球桌中间放了块砖头当网。他球风刁钻，专打死角，扣杀起来狠得要命，完全不像平时那副没睡醒的样子。我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累得气喘吁吁，弯着腰摆手求饶。他撑着球桌，笑得肩膀直抖，额发被汗濡湿，贴在疤痕上：“不行啊你，太菜了！”
最好的那次，是爬公司后面那个光秃秃的土山坡。坡很陡，碎石多。我爬得吃力，喘得厉害。他走在前面，几次停下来，极其自然地向后伸出手。我犹豫了一下，把手递过去。他的手掌宽大，干燥，温热，有着粗糙的茧子，稳稳地包裹住我的，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把我往上带。那就是第一次牵手。谁都没说破，只是心跳在寂静的山路上，擂鼓一样响。
爬到山顶，夕阳正把天际线烧成一片壮烈的橘红，整个灰扑扑的小城都躺在脚下，被镀上了一层悲壮又温柔的金边。风很大，几乎站不稳。他站在我身后，替我挡着风，手臂从后面环过来，轻轻地、试探地搂住我的腰，然后把下巴搁在我头顶的绒线帽上。我们都没说话，就那么看着太阳一点点沉下去，直到最后一丝光也被地平线吞没。那一刻的安静和宏大，几乎让人落泪。
但下了山，回到公司宿舍那个现实的世界，某种东西就变了。
他像是按下了某个开关。换上了不合身的廉价西装，头发梳得勉强算整齐，见到领导会挤出笑容，开会时抢着发言，加班比谁都晚。他刻意避开和我单独吃饭，在走廊遇见，眼神飞快地滑开，点个头就匆匆走过。
那种疏离，像在北方的户外泼出一杯热水，瞬间就结成了冰碴。
我受不了这种冰冷的钝刀子。在一个他又是深夜才回来的晚上，我堵在宿舍门口。楼道声控灯昏黄，照着他疲惫的脸和新冒出的胡茬。
“江枫，”我看着他的眼睛，声音发哽，但努力撑着，“你要是想分手，就直接说。我能接受。别这样晾着我。”
他愣了一下，眼底掠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像是痛苦，又像是烦躁。他抬手用力抹了把脸，声音沙哑：“不是……你想哪儿去了。别瞎想。”
他绕过我，开门进了屋，没有再多说一个字。那句“不是”轻飘飘的，没有任何说服力，反而像一块更大的石头压在我心上。
后来我才明白，他那份突如其来的“积极”，是一场绝望的挣扎。一个南方的、散漫的魂，试图把自己硬塞进北方僵硬的工业模具里，试图用业绩和表现来对抗骨子里的不适与痛苦，试图……为我们两个，在这个他不喜欢的地方，铆出一个未来。
直到公司一纸调令，把他扔去下面跑业务。那是更苦的差事，顶着风沙拜访客户，陪笑喝酒，住在几十块钱一晚的招待所。
而我，留在机关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处理枯燥的报表和文件。
距离不再是地理上的，而是阶层的、心境的。他带着一身酒气和失意回来休假时，我已经无法真正理解他外面的世界。而我办公室那些微不足道的烦恼，在他经历的真实摔打面前，显得苍白可笑。
我们之间的话，真的越来越少了。
不是不爱了。 是两个世界，正在以一种缓慢却无可挽回的速度， 滑向分离的轨道。
他试过。 我也试过。 只是北方的风太冷，荒野太硬， 我们这两株南方带来的种子， 最终没能在这里， 扎下共同的根。
他走的那天，我没去送。听说他走的时候，还是那身黑色的羽绒服，背着一个瘪瘪的背包，像来时一样，仿佛只是出去溜达一圈，很快就会回来。但我们都清楚，他不会回来了。
后来，断断续续从同学那里听到一点他的消息。他回了清湾，那个依山傍水的小镇。没了消息。像投入大海的一颗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