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神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对这个目的所能达到的程度，又不能期望过高。
余秋雨先生是个文化人，跟作为教育者的我有些共同的定位——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也有着共同的使命——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面对种种不如意以及种种诱惑，多少教师就像余秋雨先生一样字他们的德性坚守着自己方寸田园般的精神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