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写那些雪地上的三角小房子时，脑子里浮现了那时看到的景象。
1987年11月底穿越欧亚大陆的火车旅行，现在想起来太珍贵了。
如今有专列走这条线。
不过那是旅游线，这味道可就不一样了。
连单独出差经历都没有的我，手里攥着盖了五个国家签证的护照（当时连东德也要另外签证），带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恐惧，被离别亲友，失去保护的自怜情绪死死捏着，从北京站出发，踏上了西去的绿皮列车。
待当天夜晚，火车出了二连浩特，车厢喇叭里忽然传出了合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播音员满怀激情的说：“我们现在离开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这话催泪。感觉自己是被扔出门外了。
一路很好看，我却心情沉重。
我一直在轻轻发抖，就像上台演讲前的那种紧张一样。这紧张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办停薪留职，跑签证，告别心爱的工作和师长、同事、长辈、好友，........。我一直在微微的颤抖着。
那一段时间里，体重不足45公斤，是我长成后的最低体重记录。
那天，火车在贝加尔湖绕了一整天。碧蓝的湖水，海一样的辽阔。
靠近铁轨处，可以看到冰块被白浪托起后，扔到石滩上。
我和旅伴们讨论那白沫沫，究竟是水花花还是冰渣渣。讨论苏东坡说赤壁水“卷起千堆雪”，他看了此景又会怎么说？
列车员说，不知道苏东坡，但是知道苏武牧羊的地方，就在这附近。
火车很长，绕湖转弯时，可以看见蜿蜒着的后半截绿皮车身，紧贴在蔚蓝色的湖边。
旅程一共七天。前五天，我们的列车穿过辽阔的蒙古和西伯利亚。
每到一站，火车都停很久。
乌兰巴托名声很响，但那时侯，它很像一个大山里藏着的大仓库。没有一丝一毫都市的感觉。
也许是我们停在非主要火车站，因为这里简直不是一个像样的车站，月台没有顶，车站很小。
我们都下了火车，到站台上去远眺。
我现在从别人的报道里看到，乌兰巴托市中心很不错，有高楼，马路开阔，商店很多，居民楼簇新。只是城区不很大，出了城就荒凉了。
当然，蒙古是畜牧业民族，说它荒凉，只是偏见。
那天，我们的月台和车站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型建筑。
从蒙古境内上车的一名华人妇女，带了孩子和很多行李，进了德国人包厢隔壁的那个硬卧包厢。
她被上车来检查证件的蒙古警察（还是边境检查员）为难了很久。
她叫喊，小孩哭。
那些德国人，故意去围观，对检查人员表情不善。
后来检查的人走了。
女人跟我们说，检查员说她带了不该带的，也带了太多。多亏我们在，她的东西才没有被没收。她说蒙古很苦，她住的地方连酱油都没有。
我的那个硬卧包厢里，凑了四个中国人，两男两女，我们是通过和隔壁换位置后凑起来的。四人的目的地分别是维也纳，海牙，莫斯科和彼勒佛（去这无名处的人就是我）。
我们车厢里，后来又挤来了一个上海女孩，要求在我们的车厢里打地铺。原因是她买了软卧，同室却是一个黑人，黑人有些不老实，吓得她找列车员求救。
列车员无奈，来跟我们商量。我们当然接纳。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
她的目的地是汉堡。后来列车员还是帮她找了睡觉的地方，但白天她一定来我们这里。
我们隔壁包厢里，一阵交换位置后，组合了四个德国人。都是年轻的男性背包客。
有一位年纪稍大的，说他家住一个小城，和我要去的比勒佛相距不远。
他会说很多中文单词，比如“汽车”，“黄瓜”，“我要住旅馆”等等。但他不学中文，能说这些单词，是他在中国旅行时的生存必要。他说他徒步从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走到西藏，在西藏搭帐篷露营。我们听了都不太相信，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西藏很冷，而且高不可攀。
后来我和这位叫沃尔夫冈的人成了朋友，看了他拍的幻灯片－他没吹牛。这是个奇人，每年半年打工当钢窗工程师，半年走世界。他在中国走了三个月，拍了几盒子幻灯片。
四名德国男孩中，一位总拿相机拍窗外的大胡子，自我介绍在西门子公司工作。
“西门子”我们都懂，是四篇自我介绍词里，唯一不用查字典，我们就集体秒懂的。
五天的后两天，在餐车里，我们又认识了两名想学汉语的法国姑娘，非常热情的法国姑娘。在莫斯科时，她们主动邀请我去她们预定的房间里过夜。后来好几个月后，她们还用歪扭的中文，给我写了几次信，寄了照片，请我推荐学中文的学校。
总之他们和我们，从火车离开国境线后开始相熟，变成语言不通但谈话热闹的一个临时大家庭。
我们包厢里那个要去莫斯科的男孩子，是个淳朴憨厚的农民子弟，来自黄岩，就是那个出蜜橘的黄岩。他父亲在莫斯科务工，他因此比我们谁都有钱，有卢布。他慷慨的分我们每人八十卢布，还请我们吃餐车里的俄国餐。
那是我第一次吃到慕名已久的黑面包，配了不出色的浓汤。
我以为黑面包又酸又硬，结果它让我失望了，那面包没味道，不硬，并没有不好吃。
后来，临到莫斯科时，淳朴的中国列车员跟我们也是依依不舍。叫我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列车员给我写了一叠俄语问话词条，安慰我说莫斯科很安全，转车的人没听说谁会找不到火车站。
他们不知道我最恐慌的是说外国话，不会俄语也就罢了，我的英语也很糟糕。而接下来，我在莫斯科不但要住一晚上，还要转去“白俄罗斯火车站”－那个火车站有和欧洲铁路轨道等宽的车。
我拖着很重的两个大行李，里面不但有衣服用品，还有听信谗言带的沉重的酱菜（酱菜后来被我遗弃在了莫斯科）。
我们原来包厢里的四个，只有那个去维也纳的上海男孩跟我搭同一班车。
不过他看到我的两个大行李，又看我表现的比他还仓皇，很艺术的就让我找不到他了。
后来，我在下一程火车上和沃尔夫冈重逢，沃尔夫冈比划着说我们半夜到到柏林后，可以先在他朋友家住一晚。
这时，这个男孩儿忽然出现了。
我很高兴有个同胞跟我一起去沃尔夫冈朋友家。若我一个人的话，宁可露宿街头，也不会有狗胆跟一个陌生男人去他朋友家过夜的。
朋友是个开画廊的，家里客厅跟小博物馆似的。这让我对德国生出了“这里人住处宽大豪华”的印象。后来证明是错误印象。
在莫斯科的一天一夜很漫长，现在想得起来的，是几个破碎镜头：莫斯科的地铁，下沉六楼，电扶梯那么长，笔直通向下一层；街上的妇女面色粗糙苍白，身上却有很气派的裘皮大衣，她们的帽子最好看，那是我不认识的毛皮，雪白，上面的毛根根分明，柔软似羽；最好看的，是芭蕾舞剧院里飘出来的一群姑娘，一看走路就知道是跳芭蕾的，轻盈得好像没体重；红场上的地砖让我很意外，尤其是连接着后面宏伟高大建筑的那段，列宁墓附近，地面像是大鹅卵石铺的，地面带着坡度，闪着黑亮干净的光泽；......。
早上去吃早餐时，非常激动自己终于印证了莫斯科那时候出名的“排长队”，在店门口排，长但有序，也没等太久。那早餐店里没有商业气息，饭堂横平竖直，桌子上铺着白桌布，就餐的人很多，都是朴素沉默严肃的人。
和新伙伴们依依不舍互留地址告别之后，我忽然变回了孤身一人，和两个大行李。
时间很紧，我知道白俄罗斯车站就在眼前，但这会儿我很累，弄不动我的大行李。
那天莫斯科零下11度，我身上直冒热汗。至今也觉得莫斯科的零下11度完全不冷。
这时候，身边走过两个男子，高大魁梧。他们好奇的看我。
我赶紧把写了俄语的“我要去白俄罗斯火车站”的字条塞到他们手里，用英语说；请帮帮我。
两个壮汉大笑，指指正前方。
我拿出车票，指指行李，又指指手表。
壮汉们懂了，他们一人扛起一个大行李，大步流星走进车站。
在月台前，他们放下行李，轮流紧紧拥抱并举起我，说了一堆话，热情洋溢。
即使听不懂，也感觉到那份好意。
我感动的无措，拼命重复：德瓦雷西，斯巴歇吧！（同志，谢谢你）
至此，莫斯科人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印象。
回头想想，人啊，很多经历都是一次性的。
可你在经历之中时，却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这个“一次性”。在那一刻里面，你正焦虑着下一刻，只盼望赶快到达目标。
我现在怎么也记不清自己看到克里姆林宫和瓦西里教堂那一堆彩色“洋葱头”时，有过什么感觉了。
也许是太熟悉它的样貌了，看到它时没有意外，所以空白？
现在，好多同学都去莫斯科旅游，360度的拍照。
我看到现在的莫斯科照片，感觉它变了很多。
不知道是什么变了，我的眼睛，还是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