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范围内,人类之中都往往会出现一些大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本身拥有足够高深的理论,能够切切实实地影响一个时代。可问题是,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是人都有一死,就连大思想家也一样。那么,难道这些大思想家一死,他们的对人类整体有卓越贡献的思想也要消磨了吗?
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显然不是这样,因为人类还有一些能够相对来说跨越时间的传播方式:首先,人们可以通过口述将这位大思想家的思想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虽然不免有所改编,但起码可以相对流传。而更为有效的是,由于文字的出现,人们还可以将这位大思想家的思想浓缩在一部著作中,写成一本书,这样,只要不出现特别重大的事故,书就可以非常完整的流传。
可是,书难道就没有问题了?
我想是有的,因为书,特别是古代的书,拥有明显的字数限制:你首先得写出来这本书啊!写书当然需要时间,当然需要消耗资源,所以书中的内容必然不会太多,只能是精华不能是全部。然而对于大思想家来说,他们的思想又怎么能够通过一本小小的精华之书写出来呢?而且,所谓思想正是要灵活多变的,是需要人们根据时代和自己的所处之境地斟酌使用的,可是书中的文字不会变动,所以书中的思想也是固定的,当后世的人们看到这本充满固定思想的书,便会以为其中说的全都是真理,从而丧失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使用他们的能力,最终沦为教条主义,彻底丧失大思想家思想的活动性。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对于儒家思想的诠释之中就出现了,造就了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和极度迂腐。也在极端宗教国家出现,造成了宗教恐怖和思想控制。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时期的儒家集大成者王阳明反对给自己的思想写书,他认为,思想就和给人治病一样,正是要因材施教,因病给药,如果将思想写成固定的药方,有什么问题都套用同一个,这简直就是害人!
不过,如果这些大思想家不把自己的著作流传下来,让那些卓越的思想就此消散,难道就是一个好的选择了吗?到底有没有在两种选择之中能够斟酌损益,总结而出的新出路呢?
王阳明的著名弟子徐爱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正像思想不能成为教条,不将思想写成书这个观点也不应该作为教条,而同样需要结合环境和需求来论述。而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一方面,无论对于王阳明先生的弟子还是其他的人,在自己坚守不住本心的时候能够拥有一本先生最为精华的思想集合都是极好的,当然对于后世先要学习阳明先生思想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虽然教条主义在思想传承中有可能发生,但是出现教条主义的关键并不在于书本身,而是在于理解书的人。即如果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有一群开放的人,那么就算有一个写的似乎极其刻板的思想著作,这群人也能够百花齐放的发展它。同时,如果在一个封闭的时代有一群封闭的人,那么就算有一本写得非常开放,非常活跃的书,这群人还是能够把这本书总结为教条,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中国近代封闭的迂腐的环境,造就了对儒家思想的教条化。而不是儒家思想的教条化,造就了中国近代封闭和迂腐的环境。如此看来,思想之著作成不成教条关键不在于书,而在于解读这本书的人。因此,书的教条化不应该成为不写书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徐爱最终写下了代表王阳明先生思想精华的《传习录》,并且确实在今天没有朝着僵化的方向发展。
不过,对于真正要写书的人,当然还是最好将自己的著作写的更为灵活和更偏向于感受和感悟,并且将自己思想的目标朝向严格朝内,而不是朝外,这样就能够最大幅度的避免人们静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