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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传统节日，比如端午、春节和中秋节前，去看望大姐是近几年的常态。我在老家时，大姐所在的村庄离我们很近，那时候骑上自行车一会儿就到。后来换了摩托，暑假里，拿一条编织袋装了蔬菜瓜果，绑到摩托后架上，可以直接骑进大姐家临街的院子里，突突突的声响刚落，大姐从屋里走出来，说:“港。”
大姐唤我和哥哥的名字时只说最后一个字，不单是听起来亲切，还由于大姐小时候得了一场大病，令她的大脑严重受损，自此落下了后遗症，本来聪慧异常如天仙般的大姐，从此浑浑噩噩至今。在家乡的说道里，大姐的病来自她真正的出身，因为大姐自降生之初就显现出非比常人的聪明——太聪明了，或者尚在聪明之上。母亲说，大姐刚几个月竟然能说话，且说的话很准确。看到母亲洗脸，刚会坐的大姐会说:“梳梳”，“抹抹”；母亲要出去，大姐会说:“围巾”；母亲一转身假装找不到她，大姐会说:“这这”。平常的幼儿还在闭眼哭闹的时候，大姐已是眼光清澈如三岁孩童了。实际上，现在大姐的眼神依然清澈如水，像一方澄澈而纯净的天空。
那时候，父亲从地方武装转入行政工作，家庭条件稍微宽裕一点，加之父母极珍爱这个女儿，是以，他们总是给大姐穿时尚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大姐也真的是精灵乖巧，父亲的同事见了纷纷惊讶，都说这分明就是一个小天仙儿。
天仙是住在天上的，人间留不住。大姐在三岁那年，平常的一场高烧，持续了数日之久竟然丝毫不退烧。父亲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极力挽救他的心头宝，当地医院施展了所有最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无奈，大姐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病魔在一步一步吞噬着幼小的身体，煎熬她的灵魂，狠辣而沉稳。我总在想象，那时的大姐会如何顽强地与瘟神搏斗，每一次眼跳都是她用小小的拳头挥向病魔的一击，她拼命挣扎，力图跳出病魔的包围，她知道父母是多么爱她，她也多么爱着自己的亲人。
长辈们惋惜地说，大姐留下了命，却丢了魂，由不得人，认命吧。父母不会认命。父母怎么会认命？后经多方医治，大姐最终还是由一个天仙沦为了一个小小的痴呆患者。失魂落魄的母亲一直都不甘心，她要等她的大女儿回来，一生都在等待。她相信，她的大女儿只是一时丢了魂，早晚会回来的。早晚会回来的——她坚信这一点。现在都很清楚，当时的医疗技术与设备落后而简陋，稍微严重一点的疾病都会令一家医院手足无措。但是，母亲更愿意相信，她的大女儿原本是天上的仙子，那个聪慧漂亮的女儿与她尘缘未尽。
我的文字每遇到我的父母和亲人，总是显得沉重无比，尤其是大姐。她不单是父母永久的伤痕，还是我最应该挂念和感恩的人。我的幼年一片荒芜，那是遍地的如瀚海般的荒芜，就像一个陌生的梦境，四野阒寂荒凉。我一度认为，长大后我梦里频频出现的荒凉景象，很大可能根源于幼年时的遭际。
凡是旧影片中出现了贫苦人家拉着小孩沿街行走的场景，都会令我心颤不已，因为那容易让我联想起自己的童年，只能是联想，那时我还只是懵懂无知的幼年。你能想象一下吗，一个破衣烂衫的女孩，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况且，那个女孩还是一个痴呆患者？我也想象得出，大姐怀抱中的弟弟必定是个黄毛小儿，而且瘦小如蛤。小时候，那场浩大的运动正来势凶猛，父亲被下放回农村，和母亲一起整天忙着农业劳作，我被迫由大姐带着。据家里人说，大姐对什么都记不清楚，唯独对于照看弟弟这件事非常在心，常常为了能抱着我而不吃饭。有时想，那时虽苦，但有一个曾经的天使照看着，也足以慰怀了。甚至一阵警觉，遍地荒芜下的一棵草芥居然能够长大，莫不是得益于天使的恩养？
大姐十几岁的时候出嫁了，丈夫大她十几岁。我的大姐夫在家排行老四，个子不高，口齿不清，一只眼睛天生坏死。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大姐夫的意思，实际上，我对他相当尊重。想不到，当时大姐夫居然是乡村教师，真不知他怎么教书的。类似的情况确实存在，邻村有一个腿脚不好的人也当了小学教师。由于师资短缺吧，乡村教师往往作了全面手，各门学科均由一个老师授课。那个腿脚不好的老师倾注了全部的教学热情，体育课也没有荒废。村民经常看到，打谷场上，步履一歪一歪的老师后面，跟着一队同样一歪一歪的小学生。
大姐夫家庭成员多，邻里之间关系融洽，给我家帮了不少忙。哥哥姐姐都在上学，农活大多落在父母肩上，这对本就不属于庄稼人的父亲来说实在是个难题，这个时期时，大姐夫居功至伟。每到农活的紧要关头，比如夜里浇地，夏收秋种，他就适时出现了。星斗满天的暮春，霜花遍地的寒夜，大姐夫满身泥水。第一次盖房时，我重新认识了大姐夫。最先是夜间捣坯。他领了本家人和几个好友，自带了各式工具，铁锹，模具，水桶，筛网，一路摸黑步行到了村后。当时农村的房屋大都是土坯房，外边包一层砖块，土坯的制作却费工费力，当地有一个说法，捣坯打墙，活见阎王。事先要在宽阔的场地备好泥土，倒水和泥，把泥土装进模具，捣实，扣在平整的地方晾晒，而后再码放整齐，盖上苫布或草帘防雨——他们都是行家，几个晚上把需要的土坯捣完，并在一场秋雨来临之前全部码放在打谷场一角。我没看到他们夜里的劳作过程，只时不时负责去照看一下整齐的坯垛。走在一排排如城墙般的坯垛之间，觉得大姐夫真是天下第一好人。
大姐夫在课堂上是如何上课的，如何管理一个村庄的小学，我无从得知，然而他在教师这个职业之外，也是个多面手，而且做得像模像样，中规中矩。盖房用的木料需要修整，他又做起了木工活:用斧头劈下多余的木渣；把锯条发好；指甲在放倒的大树上划一道印，左手把树身摁紧了，右手的锯子在印痕处唰唰几锯，锯末像一蓬烟雾从树下飞出，”邦当“一声，一截断木应手而落。他算出檩梁和椽子的数目，把可用的木材应用尽用，比如，拿起斧头或锯子把一根有弧度的木棍取直，拉开墨斗在木板上弹出一道墨线，再用锯子沿着墨线锯成需要的材料，边边角角的碎木头丟在固定的角落。我放学后会马上来到正在盖房的后院，那次看到大姐夫在用锛削去木料上的节疤，那锛细细的木柄，锋利的刃口，他每挥一下，一块木片像箭矢一样飞向远处。即使有经验的老木工也对用锛顾虑重重，那个工具非常讲究，偶有闪失，往往对使用者造成严重伤害，因为锛刃对着的，正是自己的腿脚。
有一年雨季，房顶漏水，大姐夫来到家，抬头看了看乌黑的屋顶，走出屋外让我和他抬来木梯，他爬在房檐上看准漏水的地方，说:“有两片喝风瓦，换了就可以。”那时他已是六旬之人了。泥水匠的活和木工活都是他跟别人帮忙时学到的，更有，他还有别人不会做的泥水活，盘火炕，就是砌制火炕。火炕是冬季农村抵御寒冷必不可少的设施，完整地占据了一间房，既是床也是座位，内部有烟道，外边是煤火台，角落留有炕洞，砌成它很费事。大姐夫做活很认真，唯恐火炕导热不佳，有时点燃一把高粱秸，观察烟道是不是通畅，哪里有阻隔，会掀开砖块修整一番。
大姐夫几乎一生都在力所能及地帮助我家，正是在帮我家做活的年月里，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日益高大。那种形象好比身处蛮荒之地的夜行者遇到一个热心人，又像寒雨飘零时头顶罩来一把伞，手里接过一碗热姜汤。故而，我和大姐夫关系一直很好，大姐唤我港，大姐夫唤我小港。
中秋节前后，连下了数日的秋雨，使华北大地提前蒙了一抹霜意。下午，雨势仍不减。不能再等了，我和家人驱车去看望大姐。一路上雨脚浇注在车顶上哗哗作响，窗外迷蒙一片。行人稀少，偶有人骑了电动车在雨中慢行，红的蓝的黄的雨披裹挟着身体，恍似一段段隔年的往事。
进屋里看到，大姐夫躺在床上，闭着眼，一个吊瓶悬在床头，床前矮凳上半爬着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我一惊，顿感不好。走出门外，在雨伞下我告知外甥女秋月，雨天里，要提前准备，该买的东西尽快置办。早在春天时候，某天早上外甥女打来电话说，她父亲昏迷了，住院刚回来。我赶紧通知亲人们，定好时间去看望。二姐先期去了，回来说，现在病情见好。几天后我从外地回来前去看望，刚拐进街道，见车窗外一个老者坐在街边，原来是大姐夫。那时他的状况很好。
中秋节后隔了一天，我接到电话，我的大姐夫去世了。虽说在意料之中，却也着实让人伤心黯然，我傻愣愣地站在窗前，看着窗外无边的落雨，心里翻江倒海。
想来，大姐夫确像这凄风苦雨，一生坎坷潦倒。他当乡村教师仅差三个月满三十年，由于工资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他无奈离职。谁知，不久政策下来，教龄满三十年的民办教师可以直接转成在编教师，享受财政供养。他只能按照教龄获得一定的生活补助，每月几百元。
“知足了。”是的，他很知足。容易知足的人大都心地善良，宁愿自己吃苦，决不会算计他人。大姐夫对任何人都是一腔坦诚，他不会说出立功立德立言，也不会有傲人的壮举，但他对人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外甥女从婴儿时就抱养回来，喂养一个孩子长大是多么艰辛。如今，外甥女是家中的顶门立柱，嫁在本村，照看父母很是在心。这多亏了大姐夫当年的坚持，他说，自己老了没什么，大姐谁来照顾？
说到此，不得不多说一句，早在多年前他已抱养过一个女婴。令人悲哀的是，女婴原来有残疾。邻里都劝大姐夫遗弃了，他却说不能亏良心，既然一个生命跟了自己，就得把她养大。女童十多岁后离世。他决心再抱养一个，目的仍旧是，不能让大姐没人照顾。我记得，那次他喝醉了，说这个话时，满眼泪花。
唤我小港的大姐夫离开了，他的身影却始终在眼前。唤我港的大姐是曾经的天使，天使大姐带我长大，我牢牢记得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