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语

关于王阳明先生，我们在《王阳明》大传里做了详细的介绍，我们知道他被誉为我国历史上二个半完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半个）之一；儒家的四大圣人（孔孟朱王）之一；近500年来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也就是自阳明先生以降，无出其右等等。

当然与阳明先生的百战百胜的赫赫战功相比，令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创立的心学体系，我们会员都听说过“致良知”、“知行合一”，但这些概念究竟讲得是什么，它们跟以前的儒学、甚至佛老有什么关联，恐怕是众说纷纭，乃至越说越糊涂。

《王阳明哲学》对王学的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对王阳明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论证考察，以翔实的资料为世人呈现真实的王阳明哲学思想和整体风貌。

作者蔡仁厚为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 师承当代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之门逾四十年。历任台湾各大学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蔡仁厚先生对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史有极深厚地研究，著有《孔孟荀哲学》、《孔门弟子志行考述》、《墨家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宋明理学》（北宋篇、南宋篇）、《王阳明哲学》、《新儒家的精神方向》等书。

王阳明思想的核心

在本书解读之前，为了让大家对王阳明哲学思想有个基本了解，我们首先介绍王学的核心思想：“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要理解这两个思想，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古人的学习和今人的求知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研究生物、物理、化学，是要探索其间未知的东西，叫闻见之知，而古人的学习则很简单，就是要探索一个东西——道，可以理解为万物之至理，即德性之知。有了德性之知就可以内圣外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圣人，而这个道又没有标准，众说纷纭。到了宋代，朱熹的意见成为了主流：道存在于自然界中，格尽万物才能领会道的真谛，所以废话少说，都去格物吧!”另一派则是影响力相对较弱的陆派陆九渊，他主张向内求，心（我）即理，并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王阳明刚开始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先从“格物”着手，即著名的“阳明格竹”，要注意他的格竹不是研究竹子（如观察竹子形状、生长特征、剖开竹子），而是通过格竹来探究万物之理，当然不得其法。所以王阳明更相信陆九渊的心学，并发展出完整的心学体系。

“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包括明善恶（道德）。第二、辨是非（智慧）。这是人人具有，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就是唤起、体认、践行、扩充、光大、达到、实现。所以致良知就是要通过那些“致”的行动实现人皆有之、与生俱来的自性、本心、善根、智慧，达到万物一体、与宇宙同化的圣贤境界。

“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在“致良知”在知和行关系上发展。“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为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即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知行合一反对那种只说不做的假道学，不行就不是真知，无疑有其深刻意义。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是相伴相生的存在。就好比我们知道孝顺父母是正确的事情，是我们的良知。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常回家看看，帮妈妈洗洗碗，，帮爸爸捶捶背，让他们幸福安享晚年，这就是“孝”的知行合一。

阳明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王阳明从小聪慧过人，胸襟眼界更是远超凡人。当时士子求学，不过是为了功名利禄，加官进爵，似乎都缺了些“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自觉与要求。而王阳明自是不屑于此等追求，人家是有大志向，大追求的不羁少年。当然这离他进入圣贤学问的门径，还有着一场段崎岖多歧的路。

王学的前三变，异质的转变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王阳明在悟道之前，即“得其门”之前有三变，这是不同内容、不同趋向的转变。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王阳明最终还是走上了圣贤的正途。

泛滥于词章

王阳明从小有志于做圣贤。二十一岁那年他中了举人，于是就遵照当时学界泰斗朱熹的格物之说即“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开始了穷理工夫。朱熹认为世界万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莫不有理。于是王阳明和友人开始对着竹子格，很不幸，最后什么也没格出来，还病倒了，可见通过外物来寻求道理，还是难以走通的。

王阳明那会儿特别沮丧，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也没有头绪。于是便一头扎进了世俗词章之学，这一扎就是五六年，在诗文界也算是“杠把子”级的人物。不过词章之学到底没能笼络住王阳明不羁的灵魂，他生命的灼热点又开始在新的“地盘”上燃烧。

出入佛老

二十七岁那年，阳明感慨“辞章艺能，不足以通志道”，心中惶惑不安。于是又重新循着朱子的路，做穷理工夫，但仍然无所得。同时他发现顺着朱子的路走，事物之理与人的本心，终分为二，打不成一片。如果理在外而不在人心，纵然把竹子草木之理格得清清楚楚，与我做圣贤又有什么关系？他心下疑虑、苦闷，恰逢道士谈养生，于是便动了入山修道的念头，渐渐留心仙道，探究佛学。

阳明先生在浙江绍兴阳明洞修炼功夫，据说已经修到能够“先知”的地步，世人皆以为他得道了。但他因惦念父亲与祖母迟疑不能决，后来忽然觉悟：如果连父母亲人都不思念的话，这就坏了人伦大体，这是佛老和儒家的根本区别，这也涉及到一个“同体”与“薄厚”。

佛教倡导无分别，人和人，人和动物没有分别，讲求众生平等，对待一切都要有一颗平等的仁心，这就是“同体”。“薄厚”就是你对亲人要比对旁人好，对人要比对动物好，对动物要比对植物好。与佛教独尊“同体”不同，儒家则兼顾了“同体”与“薄厚”。

王阳明既悟佛老之非，表示他的心思已从孝悌一念直接归到仁心天理了。到此之时，心与理为一或为二，便已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但这场机缘一直到他三十七岁在龙场动心忍性之时，方才姗姗来迟。

龙场悟道

因宦官刘瑾之祸，王阳明远谪贵州，辗转万里，几遭不测。才终于到了蛊毒瘴疠、蛇虺横行、言语不通的苗夷之境。王阳明此时，自觉得失荣辱都能超脱，乃造石棺，以俟命。那时的王阳明不但得失荣辱不在念中，连自己生死的“意志”也予以否定。

王阳明在龙场这等苍凉之地，日夜端居静坐，以求静一，忽而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求之理于事物者，误也。

其实，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就是说我们都具有成为圣人的心体，但很多时候都被私欲遮蔽了，我们只有次第修行，祛除这些私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换句话理解，就好比一块土地，是有孕育植物的条件的，但是有的土里长了虫子，你只有除掉虫子，植物才能从土壤里慢慢长出来。我们常说内容真理，皆系于一念之觉醒，主体都是心，离开心体，便没了圣贤学问了。如《论语》的“仁”、《孟子》的“性善”、《中庸》的“诚、中和、慎独”、《大学》的“明明德”、《诗经》的“温柔敦厚”、《易》的“穷神知化”等。陆象山所谓“六经皆我注脚”，其意就是说，六经千言万语，不过为我的本心仁体多方的印证而已。

向外求之理于事物者，误也。是说朱熹试求理于事物，即求理于心外，并不正确，主次颠倒。王阳明龙场悟道，便是悟的这个道。

王学的后三变，同质的发展与完成

王学的后三变与前三变不同，前三变是异质的转变，后三变则是同质的发展，是同一个系统的圆熟完成。

默坐澄心

王阳明在濒临生死、百折千难中大悟之后，犹如经历了一场大病，元气初复，不得不注意养生。于是就有了“默坐澄心”，所谓“默坐澄心”就是静坐，慢慢地去清除内心的杂念，然后分辨“真我”（本心真体）和“假我”（习气私欲）。就像我们在《正念的奇迹》中讲过，初学者在学正念的时候，经常提醒自己要处于正念中。

王阳明在这个阶段教人“存天理，去人欲”，所谓天理就是本心、真我，所谓人欲就是私欲习气，假我，已渐渐地向良知之说靠拢了。

致良知

王阳明在五十岁前五年间，平诸寇，擒宸濠，在军旅中讲学不辍，属于学问和事业的鼎盛时期。但在四十九岁时，因遭奸佞忌恨，生死一发，益信良知之学可以忘患难出生死。在五十岁之际，便正式揭示“致良知”三字为口诀，成立讲学宗旨。

什么是“致良知”呢？就是在能分辨真我和假我之后，知是非善恶的真我，将其扩充到底，使它在行为过程中占据主宰地位，这与《和繁重的工作一起修行》有相通之处。用三点可以详细地阐述这一点。

收敛与发散圆融为一：这一阶段，王阳明已克服主客体分裂对立之境，达到“默不假坐，心不待澄”的境界，即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哪怕他在打仗，面见皇上，他的心永远是定的，并不需要成天的静坐了。

未发已发无先后之分：我们知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时，称为“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常理的，称为“和”。不管未发的“中”还是已发的“和”，只要找到其中关键的平衡点，是中庸，是天理，也是良知。

案例

王阳明的一个学生，他的孩子生病了。非常焦虑，痛苦得坐卧不宁。这时候王阳明就告诉他说，孩子生病了，父母觉得很难过，这是人之常情，符合天理。但是如果这个痛苦过分了，当你已经痛苦到六神无主的时候，就说明你的私意太多。这其实就过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和”了。

知与行合二为一：什么是知行合一呢？就是知得真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精察，便是知。知的过程与行的过程是相终始的。这里的“知”不是指知识，而是指“德性之知”。知行合一，要求你真知，然后真的去做。所以知行合一的提出，代表着致良知达到了最高境界。

案例

有人说我知道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习惯性地对父母大吼大叫，与兄弟斤斤计较。这就不是真知，也不可能做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前提，是真知，就是你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且你会不由自主地去把它实践在你对待父母和兄弟的行为上。

圆熟化境

王阳明父丧后五六年间，都在越中讲学。所谓“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便是指他五十一岁以后的晚年境界——圆熟化境。这和孔子所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类似。

王阳明所谓圆熟化境是：不习不虑的良知，并不是习气中的直觉本能，而是随时当下的真实呈现。此时，天理自存，人欲自去，良知真宰，融入化境，圣人气象显。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私欲早已消失殆尽，良知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不管他随意做什么，一定是符合良知的。

王阳明成学前的三变，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悟道以后的三变，则是“自我完成”的过程。从“自我发现”到“自我完成”，亦正是他一生践履的过程，这不是思辨的事，而是实践的事。

阳明学的基本义旨

良知之天理

王阳明在《传习录》提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也就是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它最内在的真诚恻怛的本体自性，便自然而自发地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天理，如在事亲便表现为孝，在从兄上表现为悌，在事君上表现为忠，便是所谓天理，也是所谓的道德法则。

案例

有一个小孩朝井里边爬，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你看到了都会拉他一把。并没有人说拉这个小孩给你多少钱，但你忍不住要去拉一把。为什么呢？这源自于你的天性，即天理。

致良知与逆觉体征

我们在前文讲到“致良知”就是在能分辨真我和假我之后，知是非善恶的真我，将其扩充到底，使它在行为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怎样才能把“致良知”贯通下来呢？

在《次第花开》中提到，给我们带来最大困难的就是惯性。我们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惯性不断地作战，这个惯性就是不警觉的状态。所以“致”的功夫要从警觉开始，警觉也叫“逆觉”，而在日常生活中体悟良知本心的叫做“体证”，牟宗三先生称之为“逆觉体证”。有了第一步警觉以后，需要依靠良知本身的力量去走向正道。这时候外在的涵养，包括一些格物穷理等外在的东西，这些功夫都只是助缘而已，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当你依靠良知去判断事情，所操益熟。它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力量，把你带入到一个正确的循环当中。

知行合一

据《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次年，主讲贵阳书院，开始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但最初学生并不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宗旨。

“知行本体”即是良知本体，也是心体。知行本体原本是一体的，它之所以不合一，是因为被私欲所遮蔽，所以必须有“致”的功夫使其合二为一。

案例

阳明先生的弟子徐爱，请教他说，有人知道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却不这样做，这样知与行分明是两回事。王阳明说，他们的良知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知而不行，并不能算作真知。如果没有私欲隔断，其孝亲之良知自然能“致”于父母而表现为孝行。如此，便是“知行合一”了。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件事。也就是说当我们心知善恶时，便已好此善、恶此恶了，这时“知是行之始”，当我们知善恶，并把其具体到实践中去，所以“行是始之成”。这时的行，已由内而形诸于外，内外通而合一。总之，知得真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精察，便是知。知的过程与行的过程是相终始的。

良知与知识

王阳明的“良知”，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闻见之知”，而是“德性之知”，那么“闻见之知”是否可以统摄“德性之知”呢？这是我们了解王阳明哲学的一大疑问。

所谓“德性之知”，即是发于性体之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爱知敬、知是知非，当恻隐自然恻隐，当羞愧自然羞愧”之知。这种“知”发自于人的本心，并不是依靠见闻就能获得的。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到，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因为“致良知”的本义，就是要将良知的天理扩初出来，实践到万事万物上。而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真知，我们内心的良知会发出命令，让我们去见、去闻、去求知、去习能，这全是良知要求我们去做的。而且致良知，并不是凭空可以“致”得的，必须落在实事上，才能致知以格物，离了实事则知亦不能“致”。这也就是“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功夫指点的意义

阳明之学，风行天下，然弊亦随之。

王阳明讲学的宗旨是“致良知”，它不是一句言谈，亦不是一种论说，而是真切的道德实践功夫。而这种到的实践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需要有名师指点，否则就会误入歧途。很多人都会在以下方面出现疑惑。

一．克己与为己之心

弟子曾经询问阳明先生说，自己的私欲习气难以克制，怎么办？王阳明答道，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在这里“克己”是指躯壳的“己”，是自己的身体，“为己”是为真己，即是人心。但“身”“心”并不是分开相对立的，所谓“克己”并不是不让眼耳口鼻，去视、听、言、动，而是不可“随躯壳起念”，欲视美色、听美声，尝美味，因为这样就会让你陷入一种庸俗自私放荡，而不是洒脱。

我们要知道“真己”与“躯壳之己”是主从关系，没有“真己”作主宰，躯壳便只是个行尸走肉。反之，有“真己”作主宰，躯壳变成了“真己”的具体表现。

二．静坐与光景

常人总以为静时的无念是内，动时的起念是外，所以一味地静坐以求无念。其实，人怎么可能无念呢？只不过是要求“念”要“正”而已。心能做主时，无论在动时或在静时，都只是那个虚灵明觉、真诚恻怛的心就够了。王阳明告诫弟子，人需要在做事上磨炼功夫才有益处，一味好静只是一种逃避的自私，遇事便乱，毫无长进。试想，从自身到家国天下，有多少事需要我们去担负。

那些不通过真切功夫以使良知在日常事务中流转，而只静坐观心，凭空去描绘良知心体如何，则良知本身就成了“光景”，一种幻像，很容易破灭。要拆穿光景，对付这种“假”静坐，教他们存天理，灭人欲，归于致良知的正道功夫，就不会再沉溺于那些虚幻的光景了。

四句教与天泉证道

王阳明在晚年时，意识到要想将他的学问传给更多的人，必须要遵循一个“次第”，也就是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四句教释义

王阳明的四句教言，是先开“心、意、知、物”四面，以揭示德性时间的内在正道。

第一句为“无善无恶心之体”，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

第二句为“有善有恶意之动”，意是心之所发，心体没有了善恶，到意念发动就有了善恶之分。因为心之发动的意念，往往是牵连于躯壳而分化：顺躯壳的欲望起念叫“恶”，不顺躯壳欲望起念的叫“善”。

第三句为“知善知恶是良知 ”，就是心意发动处的善恶，只有自己的良知知道。意有善与恶，而一次为对照的良知就不会出错。所谓“致良知”，就是把这些对照临于经验的善念恶念之上的“知”扩充出来，，使新之所发的意念只有善而无恶，使恶念在“致”的过程中消失。

第四句为“为善去恶是格物”，人的良知不但知善知恶，而且好善恶恶；由好善而为善，由恶恶而去恶，即是致知以格物。格物就是使万事万物，都在良知的影响下表现为具体的善行与善事。

天泉证道

对于阳明先生接引学者的四句教言，王阳明的两位弟子，钱德洪（绪山）和王汝中（龙溪）产生了争议，于是一同请教于王阳明。这番在天泉桥上的争论，关系王学义理甚大，后世称为“天泉证道”。

王汝中觉得，若说心体无善无恶，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恶亦是无善无恶的恶。若说意有善恶，那么心体就有善恶在。钱德洪反驳道，如果都没有善恶的话，那还要修什么呢？那为什么还要炼呢？

对于两位学生的争论，王阳明说，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王阳明道，我这里接人，有两种。利根之人，也就是悟性好的，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本就是明莹无滞的，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已内外一齐俱透了。但另外一种是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王汝中的见解，适用于接引那些利根器的人，德洪的见解是为非利根器的人准备的。王阳明一再强调，这两个人的学习方法要结合起来，让喜欢参透本体的人，也要下一点工夫；让喜欢下功夫的人，也要努力去参透一点本体，这样只要学生的资质只要差不多都可以教好。

心即理（良知即天理）的义蕴与境界

“心即理”是传统心学的重要命题，由宋代陆九渊首提，后由王阳明完善。

陆九渊直承孟子而言本心，他认为充塞宇宙的“理”，就在人的心中，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和人心之“理”是完全相同的，心即是理，这个理是有根的，是真实的，它表现为行为，就是实行，表现为家国天下事，就是实事，由本心之理而为的实行实事，也是陆学的精神所在。

王阳明以“良知”概括孟子的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故良知学即是心学。良知心体在种种机缘上，自然地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天理，以“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如此，只能“尽了万事万变”。因为世间万物，归总而言，不过是正其非成其是，去其恶成其善。而良知心体正是“定是非，知善恶”的标准，也是成就事物的实现原理。阳明有云：“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所谓虚灵不昧，即是指心而言。阳明所说的“心”是孟子的本心，也是天心；他说的“理”，是我们的心应事接物的理，应事接物的理是道理，也是吾心良知之天理。众理聚于心中，所以说，“心外无理”。心者，万事之所由出，故曰“心外无事”。心之所发为意，意之所在为物，物即是事；心外无事，亦即“心外无物”。

陆九渊之学，在由本心实理流出而为实事实行。阳明之学，在致吾心之良知以正物成物。故曰:“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即是事事物物皆得其正，皆得其成。一切事物皆在良知天理之润泽中而得其真实之成就。摄物以归心，心以宰物、以成物。所谓“心与理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皆在这个意义上才能了解，这也是“心即理”（良知即天理）最中心的义蕴。

阳明的亲民哲学及事功

“万物一体”是儒家本义、通义。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提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一体者也”即是“同体”之说。有学生问王阳明，人既与天地万物一体，自应一视同仁，为什么《大学》（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又讲到“厚薄”？

王阳明答道，孟子尝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其实是良知自然的条例，先亲亲，然后仁民，最后爱物，这是“厚薄”的自然秩序。你对你的家人，要比对陌生人要好，这是良知天理。虽先亲亲，但却不碍仁民，不碍爱物，也是仁心通于万物的“同体”之义。这也是王阳明主张的“爱有等差”，不然社会秩序难以维持了。王阳明深谙“薄厚”之理，为了保护人民他会杀贼。但实际上对贼人，他也秉承仁爱“同体”。

案例

有一次，王阳明把几百贼诱惑到兵营里来，却没有直接杀他们，而是让他们穿上官服在他身边做官，然后经常观察他们。以判定他们到底能不能救。一直观察到年关时，有些人慢慢显示出要叛乱的苗头，王阳明特别难过，最后把这些贼人处死，自己大病一场。

王阳明晚年，有一本重要著作《大学问》，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他有着“民胞物与”的情怀，认为应该爱这些天地万物。把这一理念贯穿下去，其实就是我们前文所讲的“致良知”。在万事万物中贯穿“致良知”，因此王阳明就立下特别多的事功。因为他不会脱离百姓，自己去静坐，去修炼，而是在家国天下事中“知行合一”。

阳明的人格与风格

一．大丈夫气概

“思想运动”是近代名词，古人只说讲学论道。但宋明儒的讲学，实质上是一种启迪众多士子开发文化新生命的思想运动。王阳明当时所在的明代，正值西方文艺复兴，是现代欧洲觉醒的时期。而在中国，明朝的绝对王权非常的严酷。士大夫沉溺于训诂和词章中，不谈政治。

面对当时的社会流弊，王阳明痛斥当时的训诂、词章、名利之恶习与士大夫的奸私无耻，而思以精诚恻怛之仁的觉醒而移易之。在政治上，他为平民立言，而反抗专制。在学术上，他聚集豪杰同志之士，共讲良知之学，唤醒人们的文化意识。后来王学风行天下，也表示了人心不死与文化心灵之活跃。在当时的明朝，王阳明的讲学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思想运动，是对黑暗社会的呐喊。是难得的大丈夫气概。

二．狂者胸次

王阳明是圣贤中的狂者，他的一生，用世而不阿时，自持而不隐士。为什么说是狂者呢？

孔夫子有言“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就是如果一个人达不到圣人的境界，能够做到狂狷之徒，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王阳明自谦为狂者，一直努力地不断进取。

案例

王阳明受命去平叛，南赣汀漳之地的贼乱。出发前，他的朋友王思舆对他人说，这次去阳明肯定能够立大功。别人问原因，王思舆答道，“吾触之不动矣”。触之不动，就是孔夫子的四十而不惑，不惑就是不惑于外物，不动心。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43岁时，就已经能将厉害荣辱、生死祸福置之度外。一切只依良知真是非而行，不委曲，不敷衍，没有瞻顾，没有回护，这便是“狂者胸次”。所以，王阳明是一个有坚定毅力的喜欢进取的狂者。

三．敬畏与洒落

如果一个人只有“洒脱”之感，而没有“敬畏”之心，就会放纵恣意，轻贱自己。反之，有“敬畏”之感，却无“洒脱”之心的人，就会很拘谨，但是王阳明却将这两种品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王阳明认为，敬畏不是指害怕，而是指不要欺瞒你的良知，一个人如果能稳当快乐便是洒落。什么叫稳当快乐？孔夫子的“曲肱而枕之不亦乐乎”，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稳当快乐。所以当你心中有着对于良知的敬畏的时候，你反倒更容易做到真正的洒落，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洒落”与“敬畏”二者必须和谐统一，方是儒者之学。

结语

《王阳明哲学》需要慢慢品味和深入思考，必要时查查度娘和典籍，把自己置身于当年那样一个学术和政治环境，理解阳明先生的思想历程；或者把自己扮作一个阳明先生的小书童，观察他、理解他的学说和对社会影响力。

我们今天的求学、研究，学习各类知识、理论、方法，基本为向外求，看似与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关系不大。但相信如果你只是一味地向外求，学习、理解、记忆都没有问题，但到了用的时候、创新时候，倘若没有向内求的功夫，何来心中无惑呢？

所以，每一位听了本书的会员，何妨把本书作为一个“知行合一”的检验良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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