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于186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一部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史诗级绘卷，其内容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其后十几年的时间，故事的主线围绕着犯了盗窃罪的苦刑犯冉阿让的经历展开。作者在作品中融入了对法国历史、革命、战争、道德哲学、法律、正义、宗教信仰的多方位思考。
维克多·雨果作为世界顶级的文豪之一，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人文情怀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雨果愿意对丧失的灵魂进行施救，这一点从出场不多但是却极为重要的米里哀主教身上可以看出，这个角色的设定实际上代表了雨果心中对于罪恶所承认的应对态度和应对方法。米里哀主教的博爱精神是整个故事的思想基础，米里哀主教是整个黑暗时代的一束光，指引着冉阿让和世人，有着传统宗教救赎的意味。
从狭义上解释，人性教化即是对帮助个人养成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的品格。在西方作品中，有个很经典的意象即：牧羊人和他放牧的羊。这是在特定的宗教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说法，并在此环境下产生了对人性教化问题的诸多思考，但归根结底，这个解法是单一且基于特定的西方历史时期的。本质上说，这种人性教化的功能更侧重于维持社会稳定。但是在雨果的笔下，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拥有了焕然一新而更加富于人道主义色彩的面貌，即如书中评论冉阿让的十九年牢狱生涯时所表述的意思：雨果在肯定了冉阿让善于思考的同时也说“冉阿让太没有知识了，他虽然受了那么多痛苦，却仍是迷迷糊糊的，他便在黑暗里吃苦，他便在黑暗里愤恨。”诚然，不带有知识的经验和痛苦是一种在黑暗中的愤恨，无往而不恨。从侧面讲，雨果肯定了知识与智慧，乃至教育在人性教化中的作用，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宗教用“放牧”人民的方式进行人性教化的最大翻盘：教会人们思考，给予人们智识，在当时有着很强烈的进步意义。现在笔者着重从布迪厄的角度来讨论近现代文学与人性教化的关系，坦白说，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更因为大众传播学的兴起，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等理念及其指导意义已经被逐渐弱化，著名西语文豪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的作家”就是很好的例子，文学的发展前途应是在文学中发展的文学，而非过去的“艺术源于生活”。如上种种原因导致，文学作品中的人性教化功能被不断的剥离和分化出文学本身，而进入其他形式的艺术领域或信息传播手段，我们常说的美国霸权的四个支柱：科技、人才、军事、好莱坞。这虽然有调侃的成分，但不得不承认，电影艺术承载了很大一部分的意识形态输出和人性教化职能。总体而言，在文学领域，人性教化功能是走下坡路的，未来的文学，恐怕还是以文学欣赏为主要目的的。
我们当今的社会取得了很高的文明成就，然而关乎人性的问题却仍未求得一个很好的解，我们当今的社会取得了很高的文明成就，然而关乎人性的问题却仍未求得一个很好的解，传统的社会尝试了诸如宗教、礼乐、法律、学院甚至修行等各种方案，然而这些曾经起到作用或者被认为是最终解的制度或方式，时过境迁，都被放弃。然而与其说是放弃，未若说是人类自身对解决方案的清洗，将人性的问题不断重复解决。正如后世的法国文学家、哲学家莫里斯·布朗肖在其作品《等待，遗忘》中曾表述过的一个文意：“人自出生以来就不断重复着出生的过程。”或许，从更为深刻的角度看来，人性问题本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有着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在存在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人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否定，更加剧了人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偏激性（相对社会发展需求而言的偏激，大角度看是温和且平稳的）。故而笔者认为，共产主义的目标才是人性问题的最终解，甚至是唯一解，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会让道德得到最终的确立，在此之前，任何解法都是暂时的消耗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