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女工的裁缝铺
阿珍在深圳的电子厂流水线上站了十三年。从二十岁站到三十三岁，从没结婚站到结了婚又离了婚。她的工位在流水线中段，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拿起电路板，插上几个元件，递给下一道工序。动作要快，要准，不能出错。线长站在身后盯着，手慢了就催，出错了就骂。她一天站十几个小时，中间只有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下班回到宿舍，腿肿得脱不下袜子，脚底板疼得不敢着地。她在那条流水线上站了十三年，站出了一身毛病——腰肌劳损、颈椎病、静脉曲张。但她不敢停，停了就没钱寄回家。
她妈在烟火渡老家，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她每个月发了工资，先寄两千回去，剩下的交房租、吃饭、买日用品。攒了十几年，攒了几万块钱，不多，但够她妈吃几年药的。她想过回去，但回去能干什么呢？烟火渡没有电子厂，没有流水线，她除了插元件什么都不会。她有时候在宿舍里发呆，想着自己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站在流水线上，站到站不动为止。
转机是她妈病重那年。她请了假回去，在医院陪了半个月。她妈出院以后，她多住了几天。有一天她在整理柜子的时候，翻出了一台旧缝纫机。缝纫机是她妈年轻时用的，蝴蝶牌，铸铁机头，木台面，漆面磨得发亮。她妈以前在镇上给人做衣服，后来眼睛不行了，就不做了，缝纫机收在柜子里，一放就是十几年。她把缝纫机搬出来，擦了擦，上了点油，踩了踩踏板，还能转。她妈说，你小时候我教过你踩缝纫机，你还记得不。她说，记得一点。她妈说，你试试。
她找了一块旧布，坐在缝纫机前面，把布放进去，脚踩踏板，手推布。针起针落，线在布上走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缝。她妈在旁边看着，说，手要稳，脚要匀，别着急。她又试了一遍，好了一些。她妈说，你手不笨，就是生疏了。那天下午她踩了一下午缝纫机，把家里几块旧布都缝了一遍。晚上她躺在床上，忽然想，她能不能回来开一间裁缝铺。
她跟深圳的厂里请了长假，说家里有事，晚点回去。她在烟火渡待了一个月，每天跟她妈学裁缝。她妈眼睛不行了，但手还能摸，能教她怎么量尺寸、怎么打版、怎么上领子、怎么锁扣眼。她学得慢，但认真。她妈说，裁缝这活儿跟流水线不一样，流水线是死的，裁缝是活的。每块布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你得看着办。她记住了这句话。
一个月以后她回深圳辞了工。线长说，你干了十几年了，说走就走？她说，我妈身体不好，我得回去。线长说，你回去能干什么。她说，开裁缝铺。线长笑了，说，裁缝铺能挣几个钱。她说，挣多挣少，能陪我妈就行。线长没再说什么，给她办了离职手续。她把宿舍里的东西收拾了，该扔的扔，该寄的寄。临走那天她站在工厂门口看了一会儿，流水线的厂房很大，铁皮屋顶在太阳底下反光。她在那个厂房里站了十三年，现在要走了。她没有回头，拖着箱子去了火车站。
回到烟火渡以后，她把家里临街的那间屋子腾了出来，收拾了一下，挂了一块木板当招牌，上面用毛笔写了三个字：“阿珍裁缝”。字是她自己写的，丑，但能认。她又把缝纫机搬到了窗边，买了些新线、新扣子、新拉链，添了一把新剪刀、一根新皮尺。开张第一天，没人上门。第二天，来了个老太太，拿了一条裤子来说要改裤脚。她量了尺寸，裁了裤脚，用缝纫机缝好，熨平，叠好递给老太太。老太太试了试，说，刚好。给了她五块钱。她把那五块钱压在柜台玻璃板下面，没花。
刚开始的活大多是改裤脚、换拉链、补破洞。她收费便宜，改个裤脚三块，换个拉链五块。老街的人觉得她手脚麻利，价格公道，就慢慢来找她了。有人拿旧衣服来改款式，有人拿布料来做窗帘，有人拿被套来换拉链。她什么活都接，不挑。她做活的时候不紧不慢，跟流水线上完全不一样。流水线上她每分钟都要插好几个元件，慢了线长就催。现在她做一条裤子改裤脚要花十几分钟，没人催她，她也不用赶。她发现慢慢做出来的活跟赶出来的活不一样。赶出来的活看着也行，但她自己知道哪里没做好。慢慢做出来的活她自己看着顺眼。
她妈有时候坐在旁边看她做活，不说话，就是看着。有一回她做一件衬衫，上领子的时候怎么也上不好，拆了缝缝了拆，搞了半天。她妈说，你拿过来我看看。她把衬衫递过去，她妈摸了摸领子，说，你领子裁歪了。她看了看，确实歪了。她妈说，重新裁一块。她重新裁了，上好了。她妈说，做衣服跟做人一样，歪了就得重来，将就不得。她点点头。
第二年春天，有人来找她做旗袍。是一个年轻女人，说要结婚，想穿旗袍，买的不合身，想定做一件。她没做过旗袍，心里没底。她跟她妈说了，她妈说，你试试。她找了几本旧裁缝书，翻了翻，又去县城买了真丝面料。她量了尺寸，打了版，裁了布，缝了半个月。旗袍做出来了，盘扣是她手工盘的，盘得不太圆，但能扣上。年轻女人来试穿，站在镜子前面看了很久，说，好看。她说，盘扣不太好。年轻女人说，没关系，我就喜欢手工的，机器做的没这个味道。她收了钱，心里有点高兴。那是她第一次做旗袍，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但至少她做出来了。
后来她的活渐渐多了。有人从县城专门来找她做衣服，有人拿网上的图片来让她照着做。她不会做复杂的款式，只能做简单的，但她做一件是一件，每一件都认真做。她妈的身体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下床走几步，坏的时候要卧床。她一边照顾她妈一边做活，忙的时候就少接两件，闲的时候就多做两件。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
她今年三十五了，从深圳回来两年。她把深圳的手机号换了，跟厂里的工友断了联系。偶尔有人发消息问她过得怎么样，她说挺好的。她没说自己在开裁缝铺，也没说挣得比在厂里少多了。她觉得这都不重要。她每天坐在缝纫机前面，踩着踏板，听着针起针落的声音，觉得心里很静。流水线上那种嗡嗡嗡的机器声已经离她很远了。她现在听到的是缝纫机皮带转动的声音、剪刀划过布面的声音、熨斗压在布料上的蒸汽声。这些声音她小时候在妈妈的裁缝铺里听过，现在她自己也在听。她妈坐在旁边，有时候帮她递个剪刀，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坐着。她觉得这样就挺好。能陪着她妈，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能每天踩一踩那台比她岁数还大的缝纫机。挣得不多，但够花。她把那条老太太改裤脚的五块钱一直压在玻璃板下面，没花。她打算一直压着，等到有一天她不想干了，就把那五块钱拿出来，买点什么。买什么呢，她还没想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