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愚笨的人。这一点在上小学时已经有所体现。小学三年级以来，常被教算术的程老师暴打。这一打，就延续整整两年。小学毕业后，暗地松了口气。只是对任何涉及运算的事情，我还是心存怯意。

那时已经开始学乘法。我个子小，坐前排，程老师在台上讲，一些吐沫星会不可避免地飞到小娃娃们葵花一样的脸上。既然听不懂，干脆走神好了，我用右手支在下巴上，脸刚好可以自然倾斜。窗外几根杨树枝随风轻舞，我擦了一下脸上的唾沫星，暗地思付，该是下课时间到了吧，怎么还没有鸟落在树枝上呢。

“七七四十九，七八五十，七九五十一”，我就是这么背乘法口诀表的。在全班哄堂大笑的背景音里，我被程老师揪离了地面。他从我的耳朵入手，干脆利落地把我揪出来，然后放在桌子子，抡起了沾满粉笔灰的巴掌。那是冬天，穿的厚棉裤，疼痛感并没有想象中强烈。在巨大的羞辱感中，我看到一些灰尘腾空而起，在一缕映入教室的阳光中轻轻飞舞。

我就是不明白七乘以七是四十九，为什么七乘以八就突然变成了五十六。我非常渴望得一场大病，点心红糖倒不重要，关键是可以不去上学。或者家里突然来一个远房亲戚也是不错的，他或许能带我离开这里。我灰头土脸地上学，兴高采烈地放学，两年来除了假期天天如此。在少年的心里，那所山村小学，活脱脱一个中国版的奥斯维辛。

程老师不光教数学，还教语文。相比数学课上的待遇，我还是喜欢语文。语文课还有作文，还有唐诗，比数学好了太多。更重要的是，我的作文经常被程老师当成范文当堂朗读。有时学校举办运动会，我会被程老师打扮一新，穿上他买来的新球鞋，套上平展的蓝色中山装，再拿上自己写的讲稿，我作为学生代表站在台上发言：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家长们，你们好！那次发言，讲稿只带了一半，讲到半道，我站在台上，手足无措，程老师在下面着急，又不好明说，只好努着嘴左右摆动，意思是说：下去，下去！

这种奇怪的待遇在本质上并不会改变我对整个小学时代的看法。毕业那天，程老师喝了酒，他把我拉到身边，大声说：我教的学生里，两三届才会出一个拿工资的人。我算了一下，你要考到师范学校，这辈子你能拿六万工资！六万呐！直到今天，程老师翘着大拇指和小拇指的手还经常在我面前晃动。

后来我真考了师范，又在两年后转了行。再次见到程老师，是我转行后的一天。程老师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里，身后跟着一个身材高挑，神情拘谨的姑娘。“快叫叔！”程老师从身后搂出姑娘。姑娘小声叫：“叔！”我说叫哥哥还行，叫叔叔不对，辈分不对。

依稀记得程老师有个姑娘，只是没想到十年后出现一下子出落得这般脱胎换骨。姑娘刚大学毕业，考到了县里一家企业。笔试面试都过了，企业只要一个人，却让五个应考的孩子在家等上班通知。“看这情形，不跑动一下恐怕是不行的。你正好管他们，投奔到你这来，是实在没人可找了，你可要想想办法。”说着摸出一包烟，硬是塞到了我上衣口袋里。

这个曾经实实在在地影响过我的童年，让我害怕又尊敬的人，第一次如此客气甚至谦卑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甚至没来得及体验重拾尊严的快感，心里很快塞满了酸楚。

我成功地帮程老师的孩子成了这家企业的员工。在宴请那家企业人事主管的酒席上，菜还没有上齐，人事主管把两个盛满白酒的高脚杯推到程老师面前，居高临下地说：干了这两杯，这事就定了！

两杯酒下肚，程老师摇头笑了一下，就伏在桌上不动了。后来我才知道，程老师给人事主管备了一个信封。酒桌上又临时心疼起钱来，跑到洗手间悄悄从信封里抽出了两张红色的票子。而这一幕，恰好被推门进来的人事主管看到了。于是就有了之后的两杯烈酒。

酒宴散去，我扶着他走在灯火通时的街上，看到这个苍老的“法西斯”悄悄哭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还很清楚地记得程老师的长相，手指尖上的粉笔灰、慢慢朝我走来时渐渐清晰的体味以及遭遇暴力时的眩晕、羞愧，当然还有那双不会褪色的白球鞋。我并没想要记住他，实际上我一直在试图遗忘，但就是忘不了。岁月匆忙，时光晃荡，经了许多人，记住的并没有几个。真正能让你记住的人，无非就是两种：要么有菩萨一样的心肠，要么有类似土匪的手段，如果还有第三种情形，那肯定就是两者的混合，比方这个程老师。